大明朝是如何立国？
那就是驱逐北元，恢复汉人山河。
而在坐稳江山后，明太祖和明成祖都是数次北伐草原，为此不惜耗尽国力又是为何？
那是因为，在明皇眼中，蒙古人始终都是大明的威胁，他们时时刻刻不对着新生的帝国虎视眈眈。
实际上，在蒙古人被驱逐的数十年里，蒙古人最大的目标就是卷土重来，饮马长江。
可以说，从大明立国起，就一直把铲除草原势力看做最为重要的任务，去全力完成。
明太祖第一次北伐是在洪武三年正月至十一月，为肃清胡元残余部队而进行的大规模统一战争。
元惠宗自北逃上都后一直逗留在明的边境地区，并二次南侵以图夺回原来的大都复辟。
洪武二年六月，元惠宗迁都应昌府，和位于燕山的大都不过两三天的马上路程，形成了实质性的军事威胁。
明太祖鉴于北宋末年燕山一带在两年之内得而复失的前车之鉴，决定北征消灭北元。
明军此次北征，明军大获全胜，元朝在近塞的残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
之后的数次北伐，都是针对宣府、宁夏等明朝边境附近残存的蒙元势力，逐步把靠近大明的蒙元势力驱逐。
而在这些战争中，朱元璋也是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铲除北元，但是因为骑兵的机动性，虽然取得大胜，但残余势力很快就能逃出明军的围剿。
明军，虽然在这个时候已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但军队的主体毕竟还是以步兵为主。
朱元璋发现蒙古人在草原上滑不溜秋很难聚歼后，又顾忌每次出击庞大的消耗，所以逐渐缩小了明军北伐规模，而明军出击的距离也更远。
实际上，这个时候朱元璋虽然依旧没有放弃彻底消灭北元的打算，可更多的还是希望驱逐，让他们里大明边境远一些，更远一些，甚至如当年匈奴人那样，往西方驱逐。
之后的明成祖北伐，目的其实和朱元璋类似，只不过除了驱逐北元保证帝国安全外，还有夸耀自己武功的目的。
毕竟不管朱棣如何洗，他都是靠篡位登上的帝王之位，有些不正。
就如同唐太宗李世民般，因为得位不正，所以即位初期，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
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
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和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与北方地区各民族融洽相处，获得尊号“天可汗”，为唐朝后来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重要基础。
说到底，两个皇帝其实都是一样的操作。
大明和蒙古人的对立，可以说是发自骨子里的。
虽然内阁阁臣都以为，就大明当下的情况是不适宜继续维持对峙的局面，希望能缓解边境压力，节省军费开支，缓解财政困境，隆庆皇帝不是傻子，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或许在登基之始，他并不明白大明这个家不好当，可是毕竟这么多年皇帝做下来，其实对钱财的重要性也是深有体会。
但是他也要考虑到大明立国后对蒙元的一贯态度，如果轻易就改弦更张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
这就是魏广德现在对隆庆皇帝心理的分析，既想和解又担心国内反对之声太盛，进而影响到自己的皇权稳固。
而在刚才，内阁几人分析此事时，魏广德“不经意”间就透露了这点想法。
所有表达对态度的奏疏，都是被隆庆皇帝留中，所以很有可能，最后让皇帝下定决心的就是看那边支持的人多。
现在听到李春芳重提先前魏广德的猜想，高拱只是思考片刻就答道：“此话有理，最关键此时若真看朝臣的意见，我等阁臣这五票算是投不出去了。
因此，我们更要拉拢每一个朝中三品以上官员和勋贵，以获取他们的支持。”
之所以这么说，其实高拱已经是按照皇帝召开廷议的模式来对待此事。
在明朝，处理政务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圣裁、阁议与朝议。
圣裁即“宸衷独断”，是皇帝个人进行决策，这种方式在传统和法理上都是最重要的决策方式。
明代的内阁在初期也是皇帝的非正式的顾问机构，与以前的尚书、中书、枢密等性质相似。
之后，内阁逐渐成为正式的机构，但其主要任务仍然是为皇帝提供咨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明代初年皇帝经常参加内阁的集议，但自成化以后就基本上不参加了，只有孝宗还偶尔召见阁臣。
在明代，章奏的转呈与皇帝的批答乃至于最后发抄生效，都必须经过内阁，内阁进行票拟时，阁臣要集议，即阁议，形成共识。
自英宗之后，皇帝怠政普遍，内阁的票拟成为皇帝决策的最重要依据。
虽然内阁票拟须经皇帝批红方能成为决策，但没有内阁票拟的中旨传出被视为不符合程序，六科可以封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只是执行了阁议的决定。
中国向有“大事必集议”的传统，即君主和大臣集体议论国事，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