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纸币才是惟一的合法通货，金银铜钱一概禁止使用，拒绝使用纸钞的，是死罪。
只是，纸币是以白银为储备货币，所谓“银钱相权”，纸币名义上是可以兑换成白银甚至黄金和丝帛，这就注定了纸币仍是锚定实物的，使得纸币的发行受到限制。
同时，朝廷赏赐的，不是纸币，而是金银等物，让人们无法对纸币有足够的信心。
元朝后期发行的纸币，很快从一开始以白银作为准备金变成由朝廷直接决定发行数额，到此纸币很快陷入贬值，进入恶性通胀时期，纸币信用丧失。
朱元璋选择印制大明宝钞，其实不过是继承宋元开始的纸币，所以大明一开始也选择元朝的政策，禁止金银及铜钱流通，只准使用宝钞。
不过因为宋、元两代纸币剧烈贬值的缘故，在大明宝钞通行的同时，白银始终在民间有一席之地，直到几十年后朝廷不得不放松对白银使用的限制，“朝野率皆用银”。
正统英宗皇帝在位时，朝廷实行的赋役折银制度，允许不服役的人缴纳白银替代以及金花银制度，由此也开启了明朝财政白银化序幕。
金花银原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又名折色银或京库折银，是明代税粮折收的银两，主要用于皇帝赏赐，折放武官月俸。
明初征收赋税主要是实物，仅坑冶税有金银，夏税秋粮折收金银惟在陕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边费用间亦取于其中。
永乐迁都后，京师官员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领俸米，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有时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于民于官均不利。
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建议于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不通舟楫处，将税粮折收布绢、白银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户部尚书黄福等也先后奏请。
明王朝遂决定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之夏税秋粮四百余万石折银征收。
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折银一百零一万二千七百余两于北京内承运库缴纳，每季分进二十五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
宣德时，江南巡抚周忱乃请检重额官田、极品下户税粮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
其后这一制度概行于全国其它各布政司，以为永例。
到这个时候，朝廷官面上虽然依旧是禁止白银流通，但因为征税时已经将白银当做征收赋役的媒介，实际上已经默认了白银的货币属性。
宣德以后民间交易几乎不用宝钞，弘治、正德朝也多次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
由此也可看出，明廷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把白银作为货币在使用。
到了嘉靖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终于到了嘉靖八年，朝廷开始“课税、官俸俱用银”，北方防御蒙古俺答“增兵没戌，皆以银支给”。
朝廷白银收支的情况越来越多，白银离法定货币越来越近，而根本原因也在于钞法已经彻底糜烂。
成化、弘治时期是明朝财政的重要转折时期，与明初偶发性的财政支取不足不同，该时期朝廷财政开始出现连续性的支用危机。
不过在这个时期，朝廷在支用不足的情况下还能通过印制宝钞来弥补财政不足。
而到了嘉靖朝，宝钞根本就花不出去，只能使用民间接受的铜钱和白银。
但就支付军饷的宝钞，由于宝钞崩溃使得官军支钞等同无支，因此部分边镇官军考虑路途耗费，出现或四五年，或八九年，乃至有终身不支钞者。
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还可以用宝钞来弥补财政，只是嘉靖皇帝是个比较务实的皇帝，他知道继续向下面支付宝钞可能影响皇权稳固，所以顺应民意开始选择白银支付，减少宝钞发放。
而这，也成为了嘉靖朝巨大亏空的根本原因，耗尽老库积存亦不足。
想到这些，自然也是魏广德早就在考虑的一件大事儿，这事儿他没有信心自己能操作好，或许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面那人头上。
想到这里，魏广德不由得看了眼首辅位置上的张居正。
想要张嘴，不过眼角余光看到辅臣吕调阳，魏广德最终还是打算等等，和张居正私下里商议此事。
而这件事儿，就是魏广德一直在考虑的，彻底废除“大明宝钞”。
此时的大明宝钞，名义上依旧是大明朝廷官方认可的货币，但是实际上早就被民众抛弃，仅作为一种财政征收媒介和礼仪性货币存在。
但是，虽然被民间抛弃，可在朝廷和地方官府在做年度财政报告时，宝钞依旧被做为重要的一环，甚至于嘉靖八年后课税用银，也只是一部分，相关盐税、商税折钞、关钞依旧还有一定比列收支的宝钞。
这在魏广德看来，实在是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损失。
若是能够彻底禁止地方官府在收税时接受宝钞，全部改用银钱，朝廷朝政收入当能增收十数万两银。
不过这些政策，多是在成祖、宣宗时期为了挽救宝钞而制定的政策，在印制、发放大量宝钞后适量回收一部分宝钞稳定宝钞币值。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