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原军统上海站外勤人员王永魁、刘永因被第三行动队人员等在公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枪杀。
随后，漕河泾特别警察司令在9月14日在法租界巨赖达路圣母院路口庐山公寓附近被枪击，肩、胸各中一弹，重伤。
此人是上海市漕河泾特别警察司令，其司令部设在漕河泾内，但此人为了工作、接洽方便，在巨赖达路圣母院路附近的庐山公寓租有一个长期房，有时会夜宿在那里。
14日中午，此人和他的翻译官等一行人由公寓外出，当步行至自备的汽车旁边时，突然遭到提前埋伏在该出的四名男子伏击。
由于事发突然，众人来不及做出反应，此人当场身中两枪，倒卧在汽车中。
当巡捕赶到时，四名刺客已经在混乱中逃逸。此人被其车夫送入福民医院救治，虽身负重伤但性命无忧。
而此人自从担任漕河泾特别警备司令后，表现非常积极，给上海区的抗日活动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才引来杀身之祸。
9月24日中午，上海难民儿童教养院总干事、伪沪市商会总干事李如章在公共租界福州路701号天蟾广播电台门前被枪击，重伤不治。
10月12日，军统上海站第二行动大队把参与汪季新和平运动的刘纪青、刘伯年、严蕴玉三人杀死于威海路中社食堂刺杀。
10月14日，伪上海市公用局局长李定士，在公共租界平望街平望里美娟书寓宴客寻欢，到场的宾客有华中汽车公司理事董明，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王常春，日本人池田幸次、喜多旺夫等。
李定士为了向宾客献媚，特别召来了当红花姐小乔红和另外两名女子陪客。正当宾客兴高采烈之时，突然闯入4名不速之客，口中喊道:“吾等为游击队员”，随后向众人连开数枪，击伤两名日人和车夫。
董明听到枪声后，由楼梯窗口跳出跌伤，当时李定士的两名保镖胡长海、张健中没敢出面抵抗，躲在了楼下的后厢房中，该行动者见目的已经达到，随后逃逸。
10月18日，法捕房政治部华裔督察长程海涛被制裁。
在1938、1939两年间法租界捕房主办逮捕抗日活动分子最积极、最卖力的就是他。
多次率领日本宪兵搜索军统上海的抗日工作组织，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而当程海涛被人打死在马路上的消息传出以后，法捕房巡捕，尤其是专管搜捕政治犯的那群人，个个惊慌失措，互相告诫，唯恐惹来杀身之祸。
这一个月以来，上海市区里，基本上每天的深夜，都会有枪声响起来。
陈鸿飞领导的军统上海站，也是全面出动，不断地针对伪政府的官员们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袭击。
因此一时之间，也是把整个上海的局势搞得是风声鹤唳，剑拔弩张的。
对此，七十六号和日本特工部门也是全面出动，一时之间，双方也是你来我往的，好不热闹。
当然了，这种所谓的热闹，也是用人命换出来的。
陈鸿飞手下的行动队员几乎已经换了一茬，第一次补充过来的行动人员基本上是损失殆尽了。
而损失的行动队员们，大部分都当场牺牲，剩下的全部落入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手中，有很多人最后熬刑不过，投降了伪政府，把枪口转向了之前的战友。
因此现在上海站的行动队员，除了几个干部和老队员，其他全是陈鸿飞征求了戴立的意见，从救国军那面调来的人手。
此时，在上海市区的一处平民区的房屋里，房间里杂乱无章，上海站站长陈鸿飞正在收拾手中的一些文件。
这个时候，情报组组织莫应平也是快步走了进来。
“站长，都收拾差不多了，可以随时撤离。”
“马上撤，别耽误！”陈鸿飞点了点头。
说完，他有些遗憾的看了看屋子里的陈设，自嘲的说道：“这处宅院不错，可惜屁股还没坐稳呢，就又要跑路了，还好很多东西都没有拆包，不然更是麻烦。”
这段时间以来，上海站吸取了教训，几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要说行动人员的落脚点，就是情报站机关也已经搬迁了好几次了，搞的大家都是疲惫不堪。
可是陈鸿飞却不敢有丝毫大意，毕竟上海站前任站长王仁锵的案例还摆在那里呢，所以只要有一丝暴露的可能，就马上转移地点，当然了，也幸亏他的谨慎，所以至今情报站机关还算是平安，不然早就被七十六号找上门来了。
随后两个人七手八脚地收拾好物品，一起走出门外，院子里也有几个机关人员在往板车上装行李。
这个时候电信处处长章程华手中提着一个藤箱走了过来，这里面是一部新式电台。
他看着陈鸿飞，赶紧问道：“站长！现在就走吗？”
陈鸿飞点头说道：“嗯，马上走，这次行动又损失了三个人，至今生死不知，这里面有一个人是知道这个地点的，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大家一起走太显眼了，你带着电信处的人先走，电台一定要看好，我随后就到！”
章程华随即也是立即点头领命，接着便带着几个人员快步离去。
陈鸿飞和莫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