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自绝以后，礼部尚书的缺儿便出来了。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左都御史戴珊连上三封奏疏请辞，他本就身体不好，再加上先前刘大夏的事使他有些心灰意冷，所以是有些去意已决了。 戴珊这个人，确实也是弘治十八年去世的。因为他是重臣，所以皇帝、太子都曾经让太医院给他瞧过。毕竟已经六十八了，身体的确是有些病症，而且和已故首揆徐溥比较像，就是眼睛不好，几乎已经目不能视。 朱厚照不是医学专业，不过他看着是有些像白内障。 这样的话，六部九卿，其缺有二。 此外，浙江那边一刀又一刀的，其实也会有很多官位空缺。旁得不提，布政使、按察使，这可也都是省级干部。 此外，在东宫介入朝政之后，知府这个职位和之前不同了。此次浙江的湖州、嘉兴、绍兴、宁波、杭州、台州共六府知府全都被抓了起来。这也是缺，而且是知府。 要知道曾经的詹事府左中允杨廷和任青州知府后，现在已经接任王华成为山东布政使了，下一步就是要进京。 所以朝局其实到了要半换血的时候。 更有甚者，好些人看出来，东宫与刘大夏已有嫌隙，如果不是因为弘治皇帝一直偏爱刘大夏，他早就该致仕了。 所以朱厚照近来其实也在琢磨朝局的安排，并且时时召王鏊入宫相商。王鏊不想成为像刘大夏那样皇帝的专宠之臣，所以一般都会奏请带上其他人。 譬如说户部尚书韩文、工部尚书曾鉴，刑部尚书这个时候也不是谢迁兼了，而是一个叫闵圭的老臣，他是弘治十三年就接任刑部尚书的。 闵珪与李东阳是同科进士，当过两广总督、江西巡抚和左都御史这种要职，任两广总督的时候他抓过土匪，破过山寨，但真的等他当刑部尚书其实是执法是较为平恕的。 而且性格执拗，有时候弘治都有些怕他，还私下里对人说过：朕知闵圭老成，人才难得，唯兹事过拗。 其实太子是有些严厉的，按道理他不该和太子相处得来。但是弘治十二年东宫明旨：锦衣卫不得允许，禁止私用酷刑。现在朝中的人都知道，当时听闻这道旨意的时候，闵圭嚎啕大哭，随后自己到宫门前行臣子跪拜之礼。 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残忍，所以他才慈悲，因而他一直对东宫这道旨意推崇备至。其实这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的人对诏狱实在是害怕、厌恶那是言语都难以描述的。 除开这两位尚书，像户部侍郎顾左、从太仆寺卿升任兵部侍郎的梁储也都经常在东宫出现。 从弘治十年到弘治十七年，朱厚照身边其实也聚集了不少大臣，这些是老一辈。 年轻一辈还有外放任职的费宏、在詹事府任右谕德的靳贵等等。 当然，最为朱厚照期待的，是因王鏊讲学围聚在一起的大量五品、六品的官员。虽说免不了有人投机所以混入其中。但他混混小官还行，混到大官还混就不容易了，即便真的混成了，那也是人才。 这种格局下，东宫在朝堂中的政治力量其实一点不弱，甚至很强，因为内阁基本也是支持他的。 说到底，朱厚照处理政事并不违背儒家太多，只不过有时候严厉了一些，但赈济灾民、治理河道、轻徭薄赋、整顿马政，哪一个也不是昏君所为。 只不过因为严厉，所以在这几年不断的处置了一些官员，他们不得志、朱厚照又不完全契合儒家观念里的圣君形象，因而不满的情绪也是有的。 但说一句东宫就是大半个朝堂，倒也不为过。而现在这个礼部尚书之职就看太子愿不愿意拿下来了。 王鏊其实也给出了建议：分别是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林瀚当过礼部右侍郎，比较合适。章懋呢，他是真清官。 现在朱厚照聪明了，他让毛语文建立一个专门的文官档桉司，就是摸摸那些上疏的人背后有没有什么利益纠缠。好在大明的文官也不都是表面仁义道德的，这个章懋就真的清贫，档桉记载叫：俸禄仅赡朝夕，未曾置买田产，衣食无资。 据说他的家人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要吃麦屑充饥，如果宴请客人，就要尽量捡清明或者冬至，因为这种节日会有祭祀所剩的贡品。 王鏊知道，太子不是真的执着于打击大臣，他是讨厌那种伪君子。如果你真是君子，那是没事的。在明朝这种吏治环境下，能贪而不贪，这可不容易。 所以章懋虽说只是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校长，也有点今日教育部长的职能），但王鏊还是推荐了。 今日这些人聚于东宫，其实是有点廷推的意思。朱厚照也不会不给他们机会说话，所以王鏊说完，他便问道：“各位先生，你们觉得呢？” “微臣以为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可任礼部尚书。”韩文先是说话。 毕竟林瀚的履历大家是知道的。 “臣附议。”梁储和顾左都没意见。 朱厚照站了起来，“浙江那边来了消息。光禄寺卿钱士与浙江的犯官有染，他们一个在地方、一个在京师，倒是打得好配合。都是识字读书的人，本宫有时候都不理解，他们写那样自己都不信的奏疏，怎么敢送到君前？” “前些日子，本宫翻《宪宗实录》，其中提到，成化二年，宪宗皇帝欲于元宵节时大张灯彩烟火，与民同乐，共享盛世。章懋听说后，急忙上疏劝谏，言四川、江西、湖广都遇到旱灾，赤地千里，百姓嗷嗷，张口待哺，皇上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说天下太平？像是这样的奏疏许多人也上过，可一转身自己却是贪官污吏。这就是钱士、徐若钦等人与章懋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