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七月初五日，当护国公还在京师和他的一妻二妾游乐宴饮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布政司西安府府城内，却是一副凄凄惨惨戚戚风景。
一场席卷三秦的大乱即将发生。
西安城南北大街广济街东侧，屹立着一座重檐三滴水式、青砖白灰砌成的高楼。
这便是著名的鼓楼。
西安鼓楼始建于洪武十七年，如今屹立三秦，已将近两百年。
沿着柏木台阶，拾阶而上，但见屋檐四角飞翘，如鸟展翅，崇隆敞丽。
登上最高层举目远望，西安闹市风光、秦川景色皆历历在目，令人心旷神怡。
有明一代，鼓楼附近都是各部衙门集中的区域。
具体而言，鼓楼北是都察院，西北为巡按察院，西南为按察司，东南则是西安府，正东则是“布政司”。
所以，只要西安府乃至整个陕西官场有什么风吹草动，这座被各司衙门环绕的鼓楼，绝对是最先得到消息的地方。
西安府作为三秦首善之区，又是南来北往的要冲之地，城内商业繁华，丝毫不逊于邻省成都。
以鼓楼为中心，南北东西大街熙熙攘攘，沿街商铺叫卖之声不绝。
明代为巩固边防，在各地边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经济政策。
在这些政策刺激下，富有地域特色的豪商巨富应运而生。
以永乐皇帝北伐为契机，大量军需物资在宣大、榆林、延绥等边囤积、流转。
陕商、晋商因此迅速崛起，明中以后，晋商更是将触角伸入庙堂，以攫取更大利益。
以晋商代表王崇古为例。
隆庆四年，俺答把汉那吉突然叛逃至宣府，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以此为契机，开始与俺答谈判，史称“隆庆议和”，以贸易代替战争。
自此，晋商开始登上大明政治舞台。
王崇古亲眷中为大商人者便有三人，这三人都是晚明官场举足轻重人物。
其二姐为张四维之母，张四维之妻亦是蒲州商人之家。
张四维之二弟五弟妻室亦是蒲州人，王崇古与张四维之子女，又与蒲州商人出身的兵部尚书杨博、陕西商家出身的大学士马自强联姻。
这些复杂的联姻关联，共同构成了晋商的牢不可破的政治网络。
当然，与擅长走私贸易、关联大佬利益、各地王爷钱袋子、势力盘根错节的晋商相比，
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秦商，
无疑是人畜无害小白兔存在。
学者顾炎武指出：
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力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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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关中平原暑气渐渐消散。
骤雨初歇，冰凉的雨滴落下鼓楼前门大街，敲打在数十万秦人脸颊上。
黄昏迫尽，古都暮雨，不由让人有了层淡淡秋意。
当然，比潇潇暮雨更惹人愁绪的是，自去冬以来西安府下辖六州三十一县风起云涌的民变。
山雨欲来风满楼，二十八日，各司衙门早早关了门。
平日相互之间不怎么待见的各司老爷们，今天却难得要凑到一起，乘轿前往巡抚衙门。
大家要去拜见那位被饥民戏称为“省城贤主人“的陕西巡抚胡廷宴。
去年春天蓝田县蝗灾、旱灾并发，百姓食草为生，酷吏仍旧征敛无度，最后竟然酿成民变。
而这位万历三十年进士出身的陕西巡抚，得知消息后，便坚持认为是蓝田县知县小题大做，将知县打了二十大板，然后闭关谢客，开始专心参禅打坐，同时研习王阳明心学。
当然，最关心的还是朝廷拨下来的救灾银。
从天启元年六月到天启二年七月，在刘招孙的监督下，户部共计拨发一百二十万两赈灾银和一万五千石粮食。
赈灾银在路上减少了二十万两，到西安府经过这位仰慕王阳明的胡老爷之手后，又减了六十万两，粮食更是漂没一半。
最后分到各县手中的银子不过区区四十万两，经过各县大老爷、二老爷以及县吏之手后，最终六州三十一县，每个州县分到灾民手中的银子只有五千两不到，粮食则一粒也没了。
毕竟灾年银子不值钱，粮食更值钱。
五千两银子买成粮食，折算下来，平均能给每位灾民熬三碗米粥。
这便是大明能给治下百姓提供的最后保障，喝完三碗白粥，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
由于赈灾银划分不均，西安府的官员们还和据说是岳武穆后人的延绥巡抚岳和打了场口水仗，相互指责对方玩忽职守，当然，大家都不约而同达成默契，不去替赈灾银的事情。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