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是从雪城火车站开始的。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大喇叭里的歌曲斗志昂扬。 我爸把我放在了候车室冰凉的长椅上，再也没回来。 不知道坐了多久，我饿了，哭声引来两个警察，带我去了站前派出所。 警察阿姨给我扒了个热乎乎的烤土豆，问我叫什么。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说叫小武。 她问我姓武还是叫小武？ 我说不知道，噎得慌。 第二天上午，我被送去了雪城儿童福利院。 那天雪好大，整座城市都是白的。 一些人嘁嘁喳喳，说我大约五岁，还让我姓党，我不同意。 坚持两天以后，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武爱国。 我不喜欢，固执的让所有人都喊我小武。 我忘了自己姓什么，怕改了名字以后，再也回不了家。 讽刺的是，后来我回去取档案，去派出所办了身份证，名字还是武爱国。 我在福利院待了四年，认识了好多字。 那里的生活谈不上幸福，吃不饱，冬天一手的冻疮。 每年的大年三十后半夜，我都会被噩梦惊醒，每次梦境都一模一样。 梦里看不清人，耳边都是响声，像是过年时放鞭炮，又像是枪战片里的场景，随后通红一片，天与地仿佛都在燃烧…… 1981年刚入冬，我翻墙跑了。 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儿，我有家，有爸爸妈妈，尽管他们的样子早已模糊不清。 跑出来的前几年，我一直在街头要饭。 有时我会去一些饭店，捡饭桌上的残羹剩菜。 我卑微的像条流浪狗，嫌弃、白眼、辱骂与毒打，是家常便饭。 我只想活着，无所谓尊严。 我有过小伙伴，可走着走着就散了。 二丫病死在了我怀里，平时红嘟嘟的小嘴像纸一样苍白。 那天夜里，我把她放在了派出所门口，躲在暗处守着，直到有个警察叔叔出来，我才哭着跑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交朋友。 我时常想，为什么自己从未做过坏事，但人间疾苦，却没有一件放过我？！ 1984年的夏天，在京城一座立交桥下，我认识了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儿，我们很投缘。 我每天去要饭，回来分给他吃，他给我讲了好多江湖故事和规矩。 可没多久，他不见了。 三个月后，京城落了初冬第一场雪，听说他死在了看守所里，我很伤心。 后来我才知道，老人绰号老王爷，是道上赫赫有名的贼王！ 他并没有教我什么，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不知不觉，我成了一个贼。 江湖有暗语：西北玄天一枝花，横葛蓝荣是一家；虽然不是亲兄弟，谁也未曾分过家。 其中：“荣”，称之为荣行，也叫小绺门，就是我这个行当： 贼！ 江湖黑称[老荣]。 京城叫佛爷，天津卫叫小绺，上海叫贼骨头，川省叫贼(zúi)娃子，浙南叫绺仔，当阳叫偷不佬…… 在东三省，普遍叫小偷、钳工。 我没有团伙，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傅。 少管所、收容站和拘留所就是我的学校，里面那些贼都是我的老师。 我给他们洗脚、捶背、按腿、值夜，卑微的像孙子一样。 甚至还不如孙子。 孙子在家里有人疼，我没有。 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从来不把我当人！ 进去的次数越多，我的嘴就越甜，也越会来事儿。 扒、划、镊、夹、掏、抓、套……偷的方式千变万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手艺也越来越好。 [摘挂]，包含两种扒窃手段。 第一种很低级，指的是在火车上，小偷故意将自己的衣服挂在乘客衣服旁，以拿自己衣服为幌，趁机取走乘客衣服中的财物。 第二种，则是荣门难度最高的技术活！ 指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摘下别人脖子、耳朵以及手腕上的金银首饰和名表等等。 这种技术，必须是经验丰富、手艺精湛的老扒手才能做到。 而我在十九岁以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知觉及直觉，都已是出类拔萃，[摘挂]手法出神入化！ 老王爷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