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逐渐感觉到王文佐这次从长安回来之后变了一个人，虽然对自己的态度依旧恭谨，但行事却果毅独断了许多。他曾经和杜爽私下里提到过一次，但杜爽却劝他莫要多言，原因便是朝廷已经授予王文佐倭国抚慰大使的官职，这可是一个使职。
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王文佐的倭国抚慰大使可谓是“不缘曹司、特奉制敕”。唐代正常的官吏选拔任用是有一定流程的，按照其归属被六部二十四司相应层级的官员举荐、选拔、批准、最后任官，流程分明，每个环节都有专门的官员和标准来筛选。但王文佐的倭国抚慰大使却是高层直接选人（皇后举荐，天子点名），不经过原有的选拔任用流程，自然也不受原有的六部二十四司的制约，自由裁量的权力也更大，这就是不缘曹司。而王文佐干完工作后直接向天子皇后报告，不对其他任何人负责，这就是特奉制敕。
这种使职在当时还很少见，王文佐可以越过三省直接向天子上书，无论是六部还是尚书省实际上都对其没有什么限制管理办法。后来随着使职越来越多，公元723年，唐玄宗将政事堂改名为了中书门下，并设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作为其具体的行政机构。等于是把负责执行的尚书省和原有的政事堂合并了，决策、执行大权重新集中在宰相身上，原有的三省六部制向二府三司制度过度，这样使职才重新被纳入唐代政府行政体系之中。
所以刘仁愿虽然是熊津都督府实际上的最高长官，品级也在王文佐之上，但依照当时的官僚制度，双方一旦意见不和，刘仁愿只能先上书给安东都督府，然后安东都督府再上书给兵部，然后再去中书省，中书省再给天子；王文佐却能直接捅到天子书案上，这种笔墨官司打起来，刘仁愿是输定了。只要不是傻子，自然不会给自己找不痛快。
王文佐商议完了，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刻叫来桑丘：“你亲自去一趟王篙那儿，那儿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回来禀告我！”
“遵命！”
“黑齿常之！”
“在！”
“你现在可以召集多少人马？”
黑齿常之想了想：“部曲族人加起来大概有五百人上下！”
“很好，你立刻召集人马！赶往王篙那儿，以为声援！免得让新罗人抢了先手！”
“遵命！”
分派完毕之后，王文佐才松了口气，在他看来这次事情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自己接下来无论要做什么，百济之地都是根基所在，但问题是眼下自己手头的资源太少，很多想好的计划只能束之高阁。而新罗人的外部威胁，就给了自己一个大展拳脚的契机。但机会来了，接下来怎么做，做到哪里，那可就大有学问了。
百济的资源虽然有很多种，但粗略来说也就是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两种，人力资源简单的来说就是兵员和劳役，物资资源简单来说就是税收和专买专卖。对于王文佐来说，兵员的征发倒是简单，无论是被俘的倭人还是先前与他建立主从关系的百济新地主们，都能提供相当数量的士兵，加上从长安带来的两千人和旧驻守百济唐军中愿意跟随自己的乡党，数量上相当可观。但是要想这些军队有足够的战斗力，就要给予相当数量的报酬，这个报酬可以有多种形式：金钱、粮食布匹、乃至土地。如果做得好，将会形成一个正反馈的过程——招募人马——击败敌人——获得报酬变强——下一次招募有更多人加入，如此循环。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来支付报酬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由敌人买单——战利品、敌人的财产、土地，甚至敌人本身以及妻儿，将这些公平的分给士兵们作为报酬，只要你能不断打赢，这条路就可以一直走下去，直到目光可及之处的所有敌人都被征服。但这条路王文佐现在没法走，因为新罗人还是大唐的藩属，名义上新罗和百济还是亲密的盟友，两边之间只可能有小规模的摩擦，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种小规模的战斗是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战利品来支付军队报酬的。
那就只有走另外一条路了——向百济国内征收临时性的军税，然后用这些军税来供给军队。按照王文佐的设想，他还打算建立一个征收军税的机构，就从效忠自己的那些百济地主选拔官员，让他们来征收养活自己的军税。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与原有基层政府平行的军政府，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这个影子政府就会将原有政府取而代之，成为百济基层实际的控制者。当然这个过程中两个平行的政府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王文佐不在乎，毕竟现在的百济基层大部分是掌握在原先的百济豪强手中，打击他们用忠于自己的百济新地主取代对大唐也有利。刘仁愿也看出了这么做的危险后果，所以他出言反对，王文佐也不得不暂且后退一步，等待机会再说，反正只要军队组成了，手里有刀的他们肯定能给自己找到吃的。
“明公！”
王文佐转过身，只见曹文宗恭谨的站在门口，他点了点头：“你回来了，好，进来说话吧！”
“多谢明公！”曹文宗向王文佐躬身行礼，然后走进门，垂手而立，静候王文佐吩咐。
“来，坐下说话！”王文佐指了指一旁的坐垫：“我让你这些日子跟着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