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抢先入阁?”
这个说法有些不吉利,一般来说是不该这么说话的,但高务实刚才已经交代过了,是“做最坏的打算”,因此张四维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沉吟起来,一大堆实学、心学后继之臣在他脑海中浮现。
过了一会儿,张四维的脸色难看了起来,道:“怕是不太妙。”
高务实问道:“如何不妙?”
“若是三四年间出现你说的这种局面,最有希望的恐怕是王锡爵、王家屏,若再往后推两三年,则还有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朱赓等辈。当然,吴兑也有机会。”张四维脸色铁青,道:“这里头只有一个王家屏是北人,其余皆南人也。而王家屏虽然是山西人,却一贯沽名钓誉,性子又冲,非我所喜。”
高务实一摊手:“您看,这就是大麻烦。”
除了吴兑这个铁杆实学派之外,陈于陛是前大学士陈以勤之子,陈以勤历来中立,他的儿子基本也是这个风格,暂时不去说。
剩下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人,赵志皋是浙江金华人,张位是江西南昌人,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朱赓是浙江绍兴人。
这几个地方都是心学大本营,他们的政治态度不问可知。
拢共一个山西大同的王家屏,偏偏还是个孤僻分子,连晋党都不肯接受他,他也不肯入“党”,遇事风格就一个字:喷。
历史上的王家屏,高务实略有印象,他从日讲官干完转职到六部,再到入阁只花了两年,是明史之最。他入阁之后,原本在内阁排老末,加上别人都是南方人,他一个山西人,没有多少发言权。但阁员陆续死掉,剩下的许国申时行同时辞职,大孝子王锡爵回家省亲,王家屏莫名其妙的捡了个首辅当。
然而王家屏在首辅位置上什么也没做成,只是不停的和皇帝怄气,外加递辞呈骂皇帝。但王家屏罢相后,“君子”们思之不已,顾宪成在日后会推阁员时,就是因为非要写上王家屏的名字,把朱翊钧气了个半死,震怒之下马上叫顾宪成卷铺盖回老家——于是大明诞生了一个叫东林党的组织。
所以,王家屏虽然是山西人,但肯定是靠不住的,这人唯一的兴趣就是怼天怼地怼皇帝,办事?不存在的。说实话,这种人就是想进实学党,高务实都不同意,哪怕他有首辅命。
王锡爵是牛人,但前文有介绍过,就不提了。
赵志皋嘛,高务实对他印象还凑合,主要是这位虽然未见得有多大能力,但总体来说起码不坏事,不过这人缺担当,也缺手段,无论是敌是友……其实都比较无所谓。
当然,历史上赵志皋的任内,大明做了一件让后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抗日援朝。这可能是万历朝最光荣、最为人称道的事情,但首辅赵志皋却是以衰老无用着称。也许正是因为远征朝鲜的策划统筹后勤太艰巨,变故太多,才让阁臣的弱点暴露无疑。于是皇帝轻视阁臣,因为皇帝的轻视,阁权更为人所轻。
历史上的高拱掌权时代和张居正掌权时代,言路基本都是老实的。凭借这个惯性,申时行和王锡爵当国之时,言路也还有几分忌惮,但到了赵志皋时代就全变了。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作为座右铭和行事准则:
以威福归主上,以事权还六卿,以请托辞亲友,以公论付台谏。
积诚以事主上,洁己以风庶官,折节以下忠贤,黜私以绝险佞。
在别的时代,这也许只是个政治姿态,以前的阁臣明处挂这种清高联对,暗地里拼命抓权,然后又大叫“阁权日轻”、“万事皆自宸断”来逃避事后的责任,但赵志皋嚷嚷还权,才刚摆了个姿势,大权就被人一把夺走,简直神了。
因为赵志皋还权给六卿,所以他没有权,他没有权,别人何必鸟他?不靠踩他上位就已经厚道之极了好吧。
当然明末的言路,倒也不产厚道人。
于是赵志皋激愤地说:“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谋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
可惜赵志皋连说这种气话都被人揪住诘问:阁臣是天子辅佐,怎么可以斤斤计较权势轻重?
赵志皋年老体衰,真正管事的,前是张位,后是沈一贯,都是公认阴险之人。他们两个整天和吏部争权,算计对手,树敌无数。最后,张位被万历削职为民,沈一贯因为楚宗案也差一点要翻船。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赵志皋的软弱倒也是种自保之道。
赵志皋当上首辅的时候,早已老病交加,杜门卧病,上了无数乞罢疏,朱翊钧没搭理他。
其实皇帝也难作,你同意吧,就有闲话说你赶人。早年的时候,朱翊钧曾经很痛快地批准大官退休,内阁总要求皇帝先多挽留几次,以示主眷绵绵圣恩隆隆,搞得他很烦,后来拿到辞疏干脆不理睬。这下倒好,阁臣的报应到了。这一位浙江首辅求退无门,甭管怎么请辞,皇帝就是不搭腔,最后内受病痛折磨,外遭言官唾骂,死在任上。
其后还有沈一贯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