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僚属，至少在给他们的考语上一定要往好了写，同时也要在其他各个方面注意“保护干部”。
王锡爵则更直接，首先给自己家里写了信，让他们把账目好好整理一番，务必让每一条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码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过分，以免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出了什么纰漏。
紧接着又写信给南京户部中的相关官员，也让他们立刻查账，把该“平”的账目赶紧填平，每一条收支都得明晰清楚，至少看起来要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到去年的风灾减征，王锡爵虽然不肯把话落在笔墨之上，但也暗示南京方面，一定要死咬“灾情之下，不忍强征”这一条，千万不能往其他理由上攀扯。
不要管是不是有人拿制度说事，你们只管说不忍强征就完事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制度就摆在那里，绕是绕不过去的，但“不忍强征”就把这事拔高到道德问题上来了。道德在大明朝是什么地位不必多说，只要把税收不上来从法律问题转化成道德问题，性质就大不一样，哪怕最终高务实找到借口要清查，对此也只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正人君子”在这个社会里享有很神奇的豁免权，有时候连违法都不能加罪。
两位阁老君子忙完这些，都自觉安心了不少，接下来就只能等着高务实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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