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面对阔别一千多年的汉唐故土,在毫无统治基础条件下,开始了对东北的经营。
事实上在明初,洪武年间不仅对辽东进行驻军,也同时进行了移民。移民主要以军队、流放的犯人、罪官为主,大体上跟汉唐对西域的经营类似。
然而情况很奇怪,直到到万历末年,努尔哈齐起兵前,辽东人口的增长幅度一直不大,甚至在某些时期不升反降。高务实觉得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辽东自古以来生存条件恶劣,明初时人就直言不讳的说辽东三面皆敌,女真、朝鲜、蒙古环绕,一定是兵戈不断。
二是卫所军屯制度在宣德以来的崩坏,世袭军官吞并屯田,喝兵血,吃空饷,士兵大量逃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三是永乐年撤大宁,宣德年撤开平(高务实现在的开平就是这个开平撤过来的),再经历土木堡之变后,大明由积极防御乃至主动进攻的国防政策变为消极防御。辽东与中原的联系在嘉靖年间,北方蒙古诸部彻底在漠南站稳脚跟后,路上通道事实上只有辽西走廊,辽东失去屏障,间接成为孤地。再由于辽东凹字边墙修建,其战略空间也被锁死在半岛。
四是终大明一世,即使在强势的洪宣时代,也未能真正如同鞑清一般统治蒙古,双方一直处于且战且和,若即若离的关系,由此辽东岁岁有战,岁岁不宁。
五是辽东在大明迁都北京后,彻底定位成为京师吸收伤害的缓冲区,加剧了辽东四战之地的情况。
回到明初辽东,前面说明初辽东的环境,三面环敌,女真、朝鲜、蒙古,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由此大明当时对于东北的经营也是针对这三者的行动。
在洪武时期,朱元璋一度打算重设元朝辽阳行省,直接实控东北,但是随着北元昭宗继位,不仅联合了西北元朝宗王,而且联合王宝宝部,在漠北站稳脚跟,同时与大明在漠南进行拉锯、拆塔等中小规模战争;在东北,北元所属呐哈出屯兵二十万,对明辽东虎视眈眈。
对此,朱元璋在巩固和发展了明朝在北方的国防,坚壁肃野,通过北方五省移民,休养生息,有所恢复后,便在此基础上不断派遣大将对北元进行扫北清漠战争。
当然朱元璋也从未放弃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只是在元昭宗拒绝与大明和平共处后,也只有武力解决一种途径了。最终在蓝玉捕鱼儿海大捷之后,彻底击溃北元中枢,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过程中被杀害,由此北元瓦解分裂。
在此之前,大明军队亦通过金山之战降服呐哈出,同时招抚兀良哈部落取得一定成果,通过设置三卫,使其成为辽东屏障。
事实上,此时大明在北方只有几个大据点和零星的堡垒烽火,后世的九边体系彻底落实,得等到嘉靖时期。同时,明长城初步完成也是在嘉靖时期。此为蒙古方面的情况。
在朱元璋致力于解决蒙古问题的同时,大明与朝鲜在东北亚的争端日渐激烈。在十四世纪晚期,随着元末红巾军起义,半岛高丽趁着中原大乱,摆脱了元朝的控制,接着积极推行北进政策,使得高丽北界从大同江推行到鸭绿江沿岸。
等到大明进军辽东时,高丽不仅已经在鸭绿江沿岸建立起稳固统治,而且开始跨过鸭绿江对女真部落进行招抚工作。等到大明要对原元朝在半岛北部的故地设置卫所时,高丽为了巩固成果,甚至插手辽东事务,不惜发动战争。
此时,高丽大将李成桂在行军途中发动政变,夺得了高丽大权,后来直接建国朝鲜。但是新生的朝鲜政权继承了高丽时代的北进政策,包含着对东北地区的觊觎之心。
这里要注意的是,彼时的朝鲜可不是万历援朝时期的所谓人畜无害的小中华,那会儿它甚至堪称东北亚小霸主,对辽东有着致命的威胁。
面对新生的朝鲜政权,朱元璋干了几件聪明事。首先是以宗主国大义,始终不给予朝鲜正式封号,终洪武一世也没有对李成桂进行正式册封,只给了一个“权知高丽事”——名义上李成桂依然是临时工加篡位权臣,名不正言不顺,导致朝鲜立国时期的尴尬局面。
其次朱元璋以宗藩体系下的朝贡贸易,对朝鲜在元朝留下来的战马资源进行不平等贸易,或用以物易物方式,或强行让朝鲜贡马,掠夺朝鲜的战马。
由于大明在双方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垄断了战马定价、交易方式,所以经过长期的不平等贸易,朝鲜战马的质量和数量大幅度下降,再也未能恢复朝鲜初期的盛况。这一点本书前文有述,这里不再重复细节。
再次,朱元璋对朝鲜进行技术封锁,战略资源尽量卡死。比如如火药配方、造炮技术,以及朝鲜弓弩所需牛筋等,要么限制,要么不给。总而言之,就是尽一切可能通过非战争手段削弱和制约朝鲜。此为朝鲜方面的情况。
那么女真方面的情况呢?朱元璋对女真地区进行过招抚工作,但是由于洪武年间主要针对蒙古和朝鲜,大规模招抚女真工作得到永乐年间。洪武年间对女真地区的招抚,干得还不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