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行”，属于不必过多培训，找到地方就能上手开工，自然发展不错。
岑凌的主要着力点因此被放在香料这一块。香料不同于植物叶片的香草，是从植物的树皮、根、花蕾、树胶与树脂、种子、果实或柱头获取的部分，具有稀有的油精和油脂体的高度挥发性化合物。因此，香料产业其实并不只是摘收果实那么简单，其中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香料贸易可不仅仅是去和欧洲人做，阿拉伯人、印度人也是大客户，当然最大的客户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是大明。
如果说哥伦布大航行开启了西方对东方香料的探索之旅，那么早在地理大发现的千年前，亚洲香料贸易已经开启了内循环。
中国自汉代时期便已有南海诸国的香料进口，到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到明清时代，不过“香料”一词的记载直到南宋才出现。
在此之前，以及此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典籍将沉香、乳香、丁香、肉豆蔻、胡椒等带有香味的南洋进口植物统归于“香药”一类。
实际上，这与香料的药用价值不无相关。宋元以前，这些南洋进口香料多作药用。到宋元时期，香药应用于饮食的记载才逐渐增多，而直到明中叶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药，才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斥日常饮食。
因此后世有学者表明，“香料”与“香药”的涵义基本重合，其微弱的区别可能是，“香料”多具有调味功能，“香药”则更重在药用价值。故，古代中国香料贸易包括了“香料”与“香药”两大品类。
中国自身缺乏香料资源，依赖于与南洋国家的贸易。在香料、香药名目中，丁香、肉豆蔻、胡椒、檀香和龙脑香等，均产自古代南洋地区。
其中，丁香和肉豆蔻甚至在十七世纪以前仅在南洋的特定岛屿上生长。比如说，丁香采摘自丁香树，丁香树仅生长在摩鹿加群岛；肉豆蔻和肉豆蔻干皮则产自肉豆蔻树，生长于班达诸岛。因此，丁香和肉豆蔻极为珍稀。
相比较而言，胡椒、檀香和龙脑香等较为普遍。苏门答腊和爪哇都有胡椒生产中心，产地多达25处左右。而檀香和现称天然冰片的龙脑香，在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都有产出。
在中国古籍的记载中，产自古代南洋的香料品种更为丰富。
宋代赵汝适所着《诸蕃志》便记录说，三佛齐“土地所产，玳冒、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荳蔻”；
阇婆国“出象牙、犀角、真珠、龙脑、玳冒、檀香、茴香、丁香、荳、荜澄茄、降真香、花簟、番剑、胡椒、槟榔、硫黄、红花、苏木、白鹦鹉……”
到了明代，亦有多处记录古代印尼所产香料品类。其中，《西洋朝贡典录》载，“(三佛齐)其土物多黄速香、黄蜡、降香、沉香”。
《瀛涯胜览》载爪哇国“土产苏木、金刚子、白檀香、肉豆蔲、荜拨、斑猫、镔铁、龟筒、玳冒”；旧港则“土产鹤顶鸟、黄速香、降真香、沉香、金银香、黄蜡之类”。
古代商业比较简单，往往是需求产生市场，而现代商业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叫做创造需求、打开市场。
本书前文有述，大明早年的朝贡贸易，因为皇室垄断的原因导致天下官民怨声载道，此后随着海禁，大明国内对香料的“需求”急剧萎缩。这种萎缩其实根子上不是需求萎缩，而是由于不准进入而使得民间只好放弃。
随着高拱开海、高务实扩大贸易，大明民间对香料的需求在这些年快速回升。然而高务实尤嫌不够，因为他知道大明一贯的问题很明显，它是官府穷而民间富，事实上民间是有基础“提振消费”的。
于是，京华这些年在大明国内想方设法扩大香料销售，其中包括时不时来个“每月半价日”之类商业模式上的降维打击。于是，香料市场在大明国内日益扩大。
这就给岑凌创造了良好的“时代红利”，虽然苏门答腊没有最珍稀的丁香和肉豆蔻，但胡椒、檀香、龙脑香这些却可谓是产能充足。
于是在岑凌的亲自关切下，亚齐的香料产业蓬勃发展，不仅大幅扩张了对大明的出口，还因为地理优势行销印度、阿拉伯地区，甚至西班牙、葡萄牙人也是他的大客户。
二十年前还在玩自给自足那一套的岑氏土司，现在竟然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这让粮食产量一时半会提升不上来的亚齐对于香料贸易十分重视。
香料贸易的出货地既然是南洋诸岛，那当然就得重视来来往往的船只、船队。但南洋各岛的船舶制造业却很拉胯，岑凌也不敢染指这个京华起家的主要行当，于是只好请南洋舰队在亚齐专门安排了一支分舰队作为海上警戒力量。
荷兰人第二次派往南洋的内克舰队，这次就是碰上了南洋舰队亚齐分舰队的拦截。
说拦截其实过分了点，因为亚齐分舰队当时本来只是例行检查，他们以为来的是西班牙人——尼德兰革命之前，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