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尾声2】
在后唐的不懈努力之下，后梁给人的直观感觉俨然成为一个政治昏暗腐朽、臭不可闻、不忍直视的政权。
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标新立异，也不人云亦云，让我们来看一下打脸的客观事实：
后梁是“五代”中寿命最长的王朝，存在了16年，紧随其后的是后唐，13年；
末帝朱友贞是“五代”中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11年，排名第二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7年。
显然，无论是政权持续的时间还是皇帝在位的时间，后梁都是无可争议的稳居第一，远远领先第二名。
后梁的政策相对宽松，前后对比，已经可以算是宽政爱民了。即便是在与李存勖沿河对峙期间，也不止一次地下诏减免税赋，尽最大限度减轻百姓的负担。相比之下，李存勖才是政治黑暗，腐败透顶，对境内人民的搜刮毫不手软，这也是导致李存勖迅速败亡的原因之一。
贞明七年（921）5月，朱友贞降制，改元大赦，改贞明七年为龙德元年。这篇制文相当感人，几乎可以看做是朱友贞的“罪己诏”：
“……君为善则天降之以福，为不善则降之以灾……朕以眇末之身……不能荷先帝艰难之运，所以致苍生涂炭之危。兵革荐兴，灾害仍集，内省厥咎，盖由朕躬。故北有边裔狡逞之师，西有蒲、同乱常之旅……师无宿饱之馈，家无担石之储，而又水潦为灾，虫蝗作沴……但责躬而罪己，敢怨天以尤人。盖朕无德以事上穹，无功以及兆庶……”
契丹南侵，是朕的错；李茂贞袭扰西部边陲，是朕的错；发洪水，是朕的错；闹蝗灾，是朕的错……总之，一切天灾人祸全是我朱友贞不好，请天下百姓不要埋怨别人，不要怪罪老天爷，要怪就怪我朱友贞吧。
当然，诏书敕令并非出自皇帝本人之手，都是由相关部门（翰林院）、相关工作人员（翰林学士，知制诰）起草，但都要由皇帝本人过目，批准之后方可颁布执行。历史上不少皇帝都因为“罪己诏”把自己骂得太狗血喷头，而迁怒于翰林学士的，而这篇制书言辞恳切，态度诚恳，把黑锅全甩给了皇上，朱友贞能让它颁布执行、载入史册，也说明他起码不是昏君、暴君。
《旧五代史》对朱友贞的盖棺定论是一个字，“惜”。因为他“仁而无武，明不照奸，上无积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权之臣为辅”。可惜啊，可惜。
两句话概括了朱友贞的尴尬处境，其实还是站在了朱温的对立面上，“上无积德之基”，你爹缺德，祖宗造孽，报应在子孙身上，活该你有个混蛋爹。
对朱友贞的最大指控，就是他亲小人、远贤臣，宠信奸佞“外戚帮”，疏远敬翔李振等“元老勋旧”。没有人愿意亲小人，任何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都希望进贤退不肖，朱友贞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他的苦衷。
首先就是他的上位之谜。朱友珪的死，朱友贞的上台，至今是一桩历史迷案，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朱友贞是借助“外戚帮”的力量才得以即位的，所以日后“外戚帮”对朝政施加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朱友贞即便想反抗，也力不从心。
还别说反抗，朱友珪被杀后，朱友贞都不敢去首都洛阳即位，寸步不敢离自己的老巢汴州，找了个理由在汴州登基。皇帝的性命尚且握在“外戚帮”手中，干涉朝政还算事儿吗？
其次，朱友贞名望太低，资历太浅，“元老勋旧帮”很少有人买他的账。
被朱温寄予厚望的，是长子朱友裕、侄子朱友宁、朱友伦。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这三人屡见史书，他们跟随朱温出生入死，在战场上得到了历练，更在军队中树立了威望。
资历与威望，是团队接班人的必备要素，而这恰恰是朱友贞最为缺乏的。元老勋旧们，没有人发自内心地服他。
杨师厚，拥兵不臣，形如割据；魏博叛军领袖张彦，公开蔑称朱友贞为“佣保儿”；就连刘鄩，也当着朱友贞的面用笏板在地上指指点点……
在朱友贞内心深处，这些所谓的元老勋旧们，个个心怀不臣之心，他们蔑视皇权，蔑视中央，蔑视朕！故而不能信任之。
基于这两个主要原因，也就不难理解朱友贞为何要亲近“外戚帮”而排斥“元老勋旧帮”了。
当然，李存勖袭位之初也与朱友贞面临同样问题，同样是20多岁走上最高领导人岗位，面对一群手握重兵且思想活跃的勋旧们。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李存勖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与将士们共甘共苦，在军队中积累资历，与将士们培养感情，树立威望；而朱友贞“性沉厚寡言，雅好儒士”。
除了亲小人、远贤臣，实在也找不出朱友贞身上还有哪些值得批评。他不沉溺酒色，不好歌舞，不喜游猎，不宠伶人乐工，不斗鹅……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比唐懿宗、唐僖宗好多了，就连唐昭宗也在后来沾染上酗酒的恶习。
朱友贞最后做到了君王死社稷，在首都沦陷前夕，壮烈殉国。也算一条汉子。
此外，后梁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是有一定贡献的。
贞明七年（921）2月，朱友贞下诏收集整理“口述历史”。经过唐末的多年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