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之阳城战役】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石重贵派遣使节张晖奉表求和，被耶律德光拒绝，张晖也被扣留不放。
显然，耶律德光并不甘心，不灭中原，他誓不罢休。主要原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契丹内部的路线斗争，耶律德光要通过南下建功立业来与母后争权。
其次，戚城之役虽然没有达成推翻后晋的战略目标，但契丹并非一无所获。
贝州、德州、博州等河北腹地的战略要地纷纷被契丹攻克，使得契丹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占据着主动权。
贝州很快就被后晋收复，这说明了另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契丹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力是非常薄弱的，如果不能持续施加压力，那么德州、博州等必然会重蹈贝州覆辙。这些在第一次战役中占领的土地，就是耶律德光手中穿仓的期货，必须追加保证金（出兵）才有可能盈利。
为了巩固自身的既得利益，耶律德光也有必要继续出兵。
第三，通过戚城之役，耶律德光也看穿了刘知远割据河东的野心，如同河东战争时的赵德钧一样，刘知远隔岸观火，也牵制住了马全节、杜重威等，使他们不敢擅离职守，生怕被刘知远吞并。这是后晋的致命缺点，已然暴露。
这三条原因使得二次战役必然爆发。那么触发的条件呢？导火索事件有两个：
一是据《辽史》记载，8月份镇州兵主动攻击飞狐，争夺这个河北地区的战略要地，被契丹的大同节度使击退。此事却不见载于《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当时石重贵刚刚列出了“御辽十五将”，《辽史》中也仅仅是一句话带过，估计规模不大，应该是边境摩擦。
二是耶律德光11月要过生日，“诸国进贺，惟晋不至”。如果这段记载是真的，那么石重贵真的就不太明智了。虽然两国尚处于战争状态，但婚丧嫁娶过生日，还是应该派使节祝贺、吊唁的，这是基本的国际礼节。何况石重贵还迫切地希望结束敌对、恢复和平，就更应该借此良机加强联络，搞一个“生日外交”。
不知是石重贵朝廷真没派使节，还是耶律德光暗中指使契丹海关故意阻挠，总之，在耶律德光的生日轰趴上，唯独后晋使节缺席。
于是，耶律德光立刻下令，全国总动员，定于闰12月1日南下！
闰12月1日，契丹大军按照约定在指定地点完成集结，随着一声悠扬的号角，契丹大军出发了。
耶律德光命“灭晋急先锋”赵延寿当前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攻邢州，切断了马全节、杜重威与中央的联系；契丹主力随后跟进，一口气攻占了镇州下辖的九个县。
距离戚城之役的结束刚刚半年左右，二次战役就爆发了。耶律德光认真总结了戚城之役的经验教训，不再理会盘踞在河东的刘知远，而是集中主力，在河北开战。耶律德光把总指挥部设置在镇州以南、邢州以北的元氏县。
耶律德光的策略是先吃掉马全节、杜重威。只要契丹控制了邢州，就对于对马全节、杜重威完成了战略包围，因为太行山西面的刘知远肯定不会出兵救援，更不会允许他们的武装进入河东，刘知远是比太行山还要牢固的铜墙铁壁。
唯一值得石重贵庆幸的，是他非常明智地解决掉了青州杨光远，抚平了帝国东部。
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大军，石重贵急火攻心，竟然一病不起。他原本是要御驾亲征的，因“不豫”的缘故，只能先派张从恩、安审琦等率军进驻邢州，撕开契丹铁骑的包围圈。
遥控指挥前线的石重贵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那就是未等开战，就命令张从恩等人率军南撤，以避敌锋芒。
刺刀顶着鼻子尖儿了，哪儿能后撤？真该让李云龙来给他上一课。
果不其然，大军刚刚后撤，就立刻失控，撤退变成了溃退，士卒们争先恐后地扔掉武器铠甲，四散逃命，失去约束的乱兵沿途烧杀抢掠，一直后退到相州。此时，后晋的军队已经混乱不堪，建制被打乱，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
契丹人还没动手，后晋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恐慌情绪迅速蔓延至后方，使得石重贵取消了新年（开运二年，945）正月初一的拜年活动，“帝不受朝贺，不豫故也”。
石重贵生病是真，但不至于因此不受朝贺。此时的他正焦头烂额地进行军事部署。与第一次战役一样，契丹开局就推到高地塔。
石重贵命张从恩退守相州，调齐州防御使刘在明为相州留后，赵在礼退守澶州，马全节退守魏州，遣张彦泽进驻黎阳，诏令景延广率军守卫胡梁渡（滑州东北，黎阳之南）。
从双方的军事部署可以看到，主战场是邢州、魏州一带，后晋失去了定州、镇州等外围防线。
很快，滑州前线传来奏报：自正月初二起，截止到正月初四，相州烽火不至。
显然，相州的主动权也被契丹掌握，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
石重贵诏令滑州节度使皇甫遇率兵进驻邢州，命马全节赴援相州，把战线向北推进。
与此同时，契丹人对邢、洺、磁三州发动攻击，“杀掠殆尽”，血淋淋的大屠杀。东昭义变成了千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