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部落不堪其扰。白承福便与自己的副将白可久商议，打算找机会脱离后晋，投奔契丹。
这非常讽刺，吐谷浑当初背叛契丹，内附中原，就是因为要躲避契丹人的欺压，如今，短短几年光景，吐谷浑人宁可回契丹受欺压，也不愿留在中原沐浴浩荡皇恩。可见刘知远对人家的欺压到了什么程度。
开运三年（946）4月，白可久借口去北面牧马，带着他的部众越过边境，叛逃到了契丹。比孙方简早一个月。
叛而复归的吐谷浑部落受到了耶律德光的高度重视，立刻任命白可久为云州观察使，副省级干部，以给白承福做个榜样，让他放心大胆地脱晋入辽。白可久契丹之命，派人游说白承福，劝他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来北方草原享受荣华富贵吧。
刘知远在亲信爱将郭威的建议下，上疏朝廷，拿白可久叛逃说事，说这帮吐谷浑人反复无常，留在边境绝对是个祸患，不如把他们迁到内地。
朝廷深以为然，于是把白承福的部队（一千九百人）调离太原，安置在河阳辖境内。
等吐谷浑的部队被调走后，刘知远又摆下鸿门宴，邀请老朋友白承福等吐谷浑部族首领们来太原城内居住。失去军队的光杆司令白承福自然是万分感激，感叹祖国处处有亲人，感谢刘知远的收留。
刘知远却上疏朝廷，诬陷白承福等人企图叛变，随后派军队包围了他们的别墅，大开杀戒，无论男女老少，通通诛杀，一个不留。白承福等五位首领被屠灭满门，共有四百余人被杀。而他们的财产也全部落入刘知远手中。
石重贵还特意下诏褒奖刘知远，感谢他为帝国成功平叛。
从此之后，吐谷浑部落一落千丈，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吐浑遂微，不复见）。
吐谷浑部族的一把手白承福虽然被刘知远团灭，但吐谷浑二把手白可久却成功带领族人投入到契丹的怀抱。
史籍记载，白可久这一走，“诸侯咸有异志。”
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说明暗处的蟑螂已经满了。白可久的叛逃撕去了后晋政权在民族政策上的伪装，后晋统治者没有了大唐“天可汗”的胸怀，少数民族离心离德，纵然留在中原境内，也与中央朝廷三心二意。
白可久部族虽然不能在军事上给予契丹太多的支持，但作为一笔政治资源，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最起码，他给契丹提供了一个南下的理由，契丹人可以高举民权的伟大旗号，找后晋讨说法。
4，赵延寿
赵延寿是后晋政权的噩梦，不离不弃，伴随始终。
赵延寿与后晋政权之间有深仇大恨，国仇家恨，有错失江山社稷之恨，有间接杀父之仇。灭掉后晋，取而代之，是赵延寿毕生的追求。
如今，耶律德光金口玉言，许诺一旦灭掉后晋，就让他做中原之主。这让赵延寿在推翻后晋的伟大事业上又有了新的动力。
在之前的两次战役中，赵延寿无疑是出力最多的将领，“灭晋急先锋”的称号当之无愧。特别是二次战役后，所有参战将领都受到了数百军棍的责罚，唯独赵延寿免受责打，因为他是耶律德光口中那个唯一立有功劳的人。
翻看整个“晋辽大战”，特别是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战役，赵延寿毫无疑问功居第一。我们马上就要一睹这厮的风采。
开运二年（945）：
12月，契丹在云州捕获后晋的间谍；
开运三年（946）：
3月，吐谷浑派人送来人口一千户；
4月1日，吐谷浑部落二号人物白可久叛投契丹；
5月，孙方简携“狼山好汉”归附契丹。
于是在6月份，耶律德光拜谒了先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墓，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开光”；
7月，耶律德光下诏全国总动员，集结全国兵力；
8月，耶律德光御驾亲征，携大辽国全国健儿，气势汹汹地第三次南下，第三次战役打响。
与前两次不同，后晋早就做好了迎战准备，耶律德光无法实施“闪击战”。让我们转移到后晋的视角，回溯这半年多的时间：
开运三年（946）正月，贝州永清军留后梁汉璋就奏报朝廷，“蕃寇屯聚，将谋入寇”，随后定州奏报“契丹入寇”。
警报一直在响，石重贵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正月，石重贵诏令李守贞率兵巡视北方边境；
2月，诏令滑州皇甫遇率兵押运粮草到易州、定州等边境城镇；
3月，任命皇子石延煦为澶州节度使，把太子爷放到前线，接受战争的历练，积攒人脉、资历、声望，为将来承继大统做准备；
6月，定州奏报“蕃寇压境”；诏以李守贞挂帅（北面行营都部署），皇甫遇为副司令，张彦泽为骑兵总指挥，李殷（时任定州义武军节度使）为步兵总指挥。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石重贵显得胸有成竹，在河北地区乃至全国都在紧张应对的时候，石重贵过得依然逍遥快活：
2月，命臣僚陪他泛舟饮酒，喝嗨了，跑到杜重威家，跟姑爸爸对饮，“醉方归内”；
5月，“游船习射”，然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