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一年，石重贵将桑维翰等排斥在外，而重用“亲旧帮”。他当然知道卖官鬻爵对国家造成的损伤，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还能威胁我大晋吗？朕万岁！
石重贵心态上的转变从内政延伸到了外交。此前，石重贵与文官集团的意见基本统一，即打仗的时候必须使出全力，用军事上的优势来兑现政治上的主动权，以战迫和，争取把契丹拉回到谈判桌上，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最终恢复往日旧好。
因为国家连年自然灾害，已经严重透支了后晋的国力，作为农耕文明，后晋迫切地希望息兵罢战，以恢复生产。
所以两次战役虽然都是后晋获胜，但后晋每次都是第一时间派去使节，寻求和平谈判。
然而现在不同了，石重贵一方面希望实现邦交正常化，另一方面又多少对战争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既然契丹如此外强中干，何不一鼓作气，收回幽云十六州呢？
如今，石重贵身边已经没有了桑维翰这个战略高手、顶尖智囊，取而代之的是冯玉、李彦韬等奸佞小人。石重贵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思想的碰撞纠缠如蹦迪一样绚烂多姿。
虽然后晋内部削除了青州杨光远这个内患，但后蜀对其西南边陲蠢蠢欲动，出兵侵略阶州、成州；在西北边陲，亦有动乱。
石敬瑭时期，民族英雄、灵州朔方军节度使张希崇病逝于任上。在张希崇的治理下，西北地区相对稳定，随着张希崇的病逝，西北地区重新回归混乱，各少数民族部落肆无忌惮地入寇。石敬瑭就调任冯晖坐镇灵州。
冯晖到任后，摆下宴席，邀请地方上的地头蛇们前来赴宴，随后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在这些地头蛇中，党项部落的一个酋长拓跋彦超，他的部落实力最强，其余各部唯他马首是瞻。当拓跋彦超来赴宴时，冯晖热情挽留，在城中为他修建了豪华大别墅，日常供应极尽奢华，但不准他们离开，等于是用糖衣炮弹把他软禁在灵州。
拓跋彦超于是乐不思蜀，诸部也不敢再造次，西北地区恢复了平静。
冯晖在灵州很有善政，妥善处理了棘手的民族矛盾，大力发展经济，地区平稳、百姓安康，石敬瑭特意下诏褒扬。
在灵州，边境贸易也快速发展着，少数民族争相到此贩卖羊马，使得冯晖获得了大量的宝贵战略资源——西域宝马。
西北地区在冯晖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经济发达、兵强马壮，深得蛮夷之心，于是就引起了朝廷的猜忌。
在桑维翰制定的“御辽十五将”中，就没有冯晖的名字。冯晖上疏主动请缨，如前文所述，朝廷予以安抚，顺便提出将他往内地更为繁华富庶的军镇迁移，让他享清福。
冯晖痛快地答应了，认为这是朝廷要犒赏自己。等离开灵州后，才发觉上了当。于是便积极向冯玉、李彦韬行贿，请求把自己放回灵州。
冯晖当然也不是傻白甜，他在离开灵州的时候，有意给朝廷埋雷，他释放了拓跋彦超。
接替冯晖镇守灵州的，是延州彰武军节度使王令温。
王令温的执政理念与冯晖截然相反，与朝廷羁縻怀柔的民族政策背道而驰，他十分歧视当地少数民族，不屑于了解他们的风土人情，而是粗暴地一刀切，用治理汉人的方法治理灵州，激起了羌、胡、党项等人的严重不满情绪。
于是，他们重操旧业，西北地区又成了商旅们的地狱。
拓跋彦超联合其他部落，率部攻打灵州，将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周诛杀。
开运三年（946）4月，王令温紧急向朝廷求援。
在冯玉、李彦韬的运作下，朝廷顺理成章地让冯晖继续当灵州朔方军节度使，率领部队返回灵州，弹压地面，并命药元福率军助阵。
临行前，冯晖非常聪明地请了一道旨意：允许他自行招募兵马。理由是当今国家多事，必然没有足够的兵力支援灵州，所以我必须自行招兵买马，以镇压羌胡。
这道旨意批准之后，冯晖就可以不受限制的扩充兵力，增强自身实力。
快到灵州时，叛乱的诸蕃纷纷前来迎接。冯晖扫视一圈，忽然指着他们的首领腰间的佩剑，笑道：“这不是板桥王氏剑吗？这可是绝世珍宝，来来来，让我瞅瞅。”说着就伸手从首领的腰间拔出佩剑，作势要观赏把玩一番。
说时迟、那时快，冯晖忽然把手腕一翻，首领人头落地。冯晖的卫士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首领的几十名贴身骑兵斩杀殆尽。
副将药元福直看得心惊肉跳，对冯晖说道：“咱们这里距离灵州还有五六百里的路程，您这……未免有些草率了吧？”
冯晖“哈哈”一笑，说道：“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这位首领是党项部落酋长拓跋彦超的左膀右臂，也是蛮虏界德高望重的带头大哥。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冯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干掉，余人谁敢不从？
大军继续向灵州进发，少数民族诸部在沿途各险要地带设置关卡防线。冯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诉求其实很简单，不是真要造反，更不是要与中原为敌，只是在有人带头的情况下，趁火打劫，捞一笔而已。
经过冯晖的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