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广开言路
郭威非常尊重客观事实，比较谦虚，说自己行伍出身，没什么文化，不懂得治理国家，天下各级文武官吏，如果有利国利民的建议，可以直接向皇帝上疏，写的时候请平铺直叙，不要辞藻修饰——因为，朕看不懂。
广开言路的背后，是强大的间谍情报工作。这是常被人忽略的线索。
皇上之所以会被权臣架空，是因为制度上的许可或者说是漏洞。
首先，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给皇帝上疏的，有官阶品级的限制；
其次，给皇帝呈阅的奏章，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比如中书、枢密院。
所以某些权势熏天的大臣，往往截留对自己不利的奏章，甚至会杀人灭口，控制皇上的信息渠道。例如唐僖宗西狩幸蜀时，左拾遗孟昭图上疏劝谏，权阉田令孜就把他灭口。而最令人痛心的是，唐僖宗到死都没见过那封奏章。
以广开言路为借口，理论上允许任何人直接给皇帝写信，而且是直接交到皇帝手中，中途不经过任何中间机构或个人，除了皇帝本人，每人知道里面写的什么内容。
当然，可以是管理国家的建议，也可以是其他内容呀，比如检举揭发。总之，皇帝掌握了信息渠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二，后周版三镇连叛
严格来讲，这一部分内容仍旧属于内政，还有一部分属于“外交”的范畴，但我还是把它单独摘出来。
郭威为史弘肇等人平反，追封追赠，还要给王峻、王殷等嫡系亲信优厚的赏赐，更要面面俱到地顾及到天下各藩镇诸侯，以争取他们对新王朝的认可。例如高行周进位尚书令，而安审琦、符彦卿则由公爵进封王爵。
藩镇群雄基本都表示承认、归附新兴的后周王朝，但是徐州、河东、兖州三镇是不会归附的，这也早在郭威的预料之内，于是，后周版的三镇连叛成为考验后周政权的第一道大难题。
1，徐州
徐州刘赟西上汴州时，留下亲信将领——都押衙巩廷美、教练使杨温，留守徐州。当刘赟被废为湘阴公的消息传来，两位将领顿足捶胸，“我早就说冯道不可信，我信你个鬼，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二人对刘赟一片赤诚之心，当即尊奉刘赟留在徐州的妻子董氏为主，闭城坚守，拒绝承认郭威的合法性，并派使节联络河东刘崇。
郭威给徐州颁布特殊诏书，只要他们肯服从朝廷安排，既往不咎，并且保证给他们升官，每人都是刺史。
巩廷美、杨温断然拒绝，奴宁不为刺史，也求主为天子！
郭威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许以高官厚禄，对巩廷美、杨温进行政治诱降，另一方面，则任命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为徐州节度使，准备以武力强行接管徐州。
王彦超携带郭威的劝降赦免诏书来到徐州，劝降无果，于是奉郭威之命，对徐州展开军事行动。
当时刘赟已死，河东刘崇割据自立，巩廷美、杨温闭城坚守，等待河东援军。虽然他们有着铁石一样坚定的信念，但寡众悬殊实在太大，两个月后，王彦超利用水面舰艇攻克徐州水寨，独树一帜地通过水路攻陷了徐州。巩廷美、杨温等被杀。
2，河东
在郭威诛杀刘赟的当天（951年正月十六），刘赟的亲爹——河东节度使刘崇，在河东正式登基称帝，沿用大汉国号即刘承祐的“乾祐”年号，高举后汉之道统，为后汉帝国续命。但是历史上通常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割据政权，称之为“北汉”，位列“十国”，与刘知远、刘承祐的后汉政权有本质的不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刘崇的势力范围实在太小。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刘崇建立的北汉只有包含太原在内的12个州；《新五代史》则说只有10个州；而《十国春秋》对上述争议做了详尽的考证，最终得出结论：11个州。
这当然不是简单粗暴的“折中”。争议就存在于隆州、蔚州上，因为蔚州早就被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人，而隆州则是北汉政权新设置。所以当刘崇建立北汉政权的时候，严格来讲是10个州，建国后是11个州。
除了国土面积小，北汉政权不被主流历史接纳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数典忘祖、背离初心。
后汉开国之君刘知远，当初是借晋辽大战的机会，渔翁得利，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反辽、抗辽是后汉帝国的政治根基。
然而刘崇建立北汉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勾结契丹，积极出卖中原利益，争当卖国贼、大汉奸。
刘知远的棺材板已经压不住了，估计不光是后人不愿承认北汉是后汉的延续，假如死后有知的话，刘知远本远也不会承认刘崇继承了后汉的衣钵。
刘崇对契丹的含情脉脉并非单相思，契丹人主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战略同盟合作伙伴关系。
负责这次牵线搭桥的，契丹方面是国舅爷潘聿燃。潘聿燃，《契丹国志》写作“潘聿捻”，《十国春秋》写作“潘耀尼”，亦有史书写作“潘聿”，音译而已，不必在意，他是辽世宗耶律阮的姐夫，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时，任命他为沧州横海军节度使，当中原人反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