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道伐虢取荆南】
然我们再度聚焦到建隆三年（962）。
9月，11岁的周保权继承家业，统领南楚（原）；11月，19岁的高继冲执掌荆南。
两个娃娃坐镇两湖，不取不舒服斯基。赵匡胤在派卢怀忠去荆南吊唁高保勖、慰问高继冲的时候，就秘密嘱咐卢怀忠，说一定要帮我探探荆南的虚实！（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吾尽欲知之）
卢怀忠回来后，对荆南现状做了详尽的汇报：
从军事上看，荆南只有三万军队；
从经济上看，典型国富而民弱，高保勖穷奢极欲、荒淫无道，不仅败坏了财政，更使得民怨沸腾，失去了民心；
从地缘政治上看，荆南始终没能改变四战之地的窘境，而他之所以存活至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原与淮南、川蜀之间的势均力敌，荆南成为天然的政治缓冲区，再加上“高赖子”灵活多变（厚颜无耻）的外交手段，才能间于齐楚、夹缝求生。如今，中原、淮南、川蜀三方实力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中原一家独大，淮南残血跪地唱征服、川蜀躲在剑门关内瑟瑟发抖，荆南失去了纵横捭阖的土壤。
地缘政治是把双刃剑，均势时，地缘政治就是荆南“戏中原于股掌”的工具和筹码，狐假虎威、驾虎驱狼，四两拨千斤；而一旦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那么地缘政治将变成套在荆南脖子上的绞索，耳边回响着大国的低语，“太香了。”
所以卢怀忠经过充分的调研后，给出了最终结论——“其势危矣，取之易也”！
事实上，自柴荣开始，中原就已经收买了不少“荆奸”，培养了一大批“公知”，如今的荆南更是遍布“宋粉”，甚至连核心权力圈里也充斥着大量“精宋”分子，比如“皇叔”高保寅、托孤重臣孙光宪、梁延嗣等，这些人不仅主张要奉土归宋，而且还要快，当诸藩中第一个归顺的。
当时执掌荆南的高保勖虽然否决了这项提议，但仍然对大宋称臣纳贡，并且极为恭顺，赵匡胤找不出军事打击的理由。
赵匡胤毕竟是要脸的，否则他完全可以拿一小包洗衣粉，就说这是荆南秘密生产的化学武器；或者找一帮老弱病残孕，涂上猪血、抹上沙土，就说是被荆南军队洗劫的平民……
偏偏在这时，湖南的周保权发来求援信，主动邀请天朝出兵协助平叛。
“天助我也！”赵匡胤简直不要太开心。
12月，赵匡胤先颁布诏书，将周保权由武平军节度副使改为武平军节度使，正式官方认可了周保权对湖南地区的合法统治地位，随后派钦差大臣赵璲赶赴两湖地区，宣谕潭、朗，劝张文表改邪归正，同时诏令荆南高氏出兵援助湖南周保权。
就这？当然不。
如果张文表果真迷途知返，放下武器，归顺朝廷，那么一切又都回到了起点，两湖地区依然维持着表面称藩、实际独立的割据局面。
所以在短短几天后，公元963年正月，赵匡胤派卢怀忠、张勋、康延泽率数千人的前锋部队在襄州集结，随后便让慕容延钊挂帅，以李处耘为总监军，征讨湖南叛军张文表。
卢怀忠，前不久刚刚对荆南做了调研，得出“取之易也”的结论；
张勋，后晋时为权臣景延广（挑起“晋辽大战”）的亲信，后周时参与“三征淮南”、“北定三关”，宋初参与泽潞之战、扬州之战；
康延泽，沙陀人，他的父亲就是后唐名将康福，最大的功劳是镇守帝国西陲，因遭权臣安重诲的陷害而被边缘化，康福有种族歧视，自认为沙陀族是最高贵的民族，曾听幕僚一句“锦裘烂兮”而追出厅堂，怒斥道：“我是沙陀人，不是奚人。你才烂奚呢，你全家都烂奚！”
至于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就不用多介绍了，“陈桥兵变”中的主要演员，赵匡胤的亲信。
从兵力的调动上，也可以看出赵匡胤的雄心壮志，除了天下最为精锐的中央禁军，还调动了安州、复州等十个州的地方军队。宋军将士们一人一口吐沫也能把张文表淹死，很显然，如此兴师动众，这支军队的目标不是张文表，而是整个两湖地区。
大军临行前，赵匡胤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对宰相范质说道：“江陵四分五裂之国，我今日就要用假道伐虢之计，一举收复两湖！”随后，便秘密地给统兵将领下达了最高指示——两个我都要！
荆南高继冲接到了赵匡胤的诏书，便派大将李景威率领三千精锐水师奉诏出兵，李景威屯兵城外，等待与宋军会师。
次月，宋师主力道出襄州，总监军李处耘派丁德裕打前站，先行一步抵达荆南，告诉高继冲，说王师要借道荆南讨伐张文表，请荆南备下粮饷，在江陵城犒赏三军。
高继冲比较犯难，假道伐虢的知名度不亚于鸿门宴，于是回复说大军进城容易引起百姓的恐慌，我们愿意供馈于百里之外。距离产生美。
李处耘再派丁德裕前往，故意把话挑明，“您难道是不信任王师？王师光明正大地受邀南下平叛，莫非您认为王师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同时向高继冲保证，说兵贵神速，宋师因为要急着赶路，所以才要走大路，从城下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