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埃及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皇帝的私产，别的元老也不好进来分一杯羹，看现在这个情况，未来几年只要不出点什么内战、政治暗杀之类的大状况，那皇帝的私产也跟他的私人财产差别不大，他跟蒂雅又不分开算账，财政这些事情更多是他在帮蒂雅管理。
从这个角度考虑，奥维尔对埃及的处置方案很费心思。
现在埃及的财政状况不算很好，战争对这個国家的粮食生产和贸易都有了很大影响，各地因为各种因素都有流民出现，那些原本属于贵族和国王们的佃农的去向也亟需解决，为了让这个国家尽快恢复过来，也为了让奥维尔今年能如常凑出来供给本土的粮食，奥维尔需要钱，埃及王室一样也需要钱。
跟克里奥佩特拉痛陈利害之后，一套细致的方案被抬出来。
首先是售出一小部分土地，用这些土地换取流动资产，一些攒下些钱的佃农或者在战争中受到波及的希腊移民可以用相对较低的价格，以土地本身和粮食收入抵押换取自己耕作的土地。
基本上是在高卢做的那些事情，区别在于没有特意吸引人口迁入，以内部的消化和流动为主，顶多奥维尔私人撺掇一些本土结交的朋友前来置地。
除此之外，奥维尔要求克里奥佩特拉改革现在的土地制度，大部分土地仍旧归埃及王室所有，不过佃农们的赋税会得到更精确的落实。
平心而论，其实托勒密埃及的土地制度乍看上去是比较合理的，后世东方的中原王朝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这么干。
一般来说自耕农们上缴土地收成的比例在3%到10%等等变化，不同历史阶段的各个地区有些差别，但可以说比例正常来说都不会特别高。
而地主向佃农出租土地耕作就不一样了，良心点的可能会收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但更多时候这个比例都会是一半甚至更高一些。
这就是土地国有的意义，与其说土地国有，不若说这些土地的地主是国王本人，国王可以向租地耕作的农民收取高额赋税，以此充盈国库。
托勒密王室为何富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是全埃及最大的地主和垄断商人，后世中原的很多国家也在用这一套。
比如说明代苏州虽说经济发达，但赋税却是异常沉重，万历初年朝廷在苏州府每年的田赋收入折合成白银约是663，849两，田赋占赋税总额的73.85%，而占赋税总额11.78%的徭役折银，其中至少2/3摊入田赋，因此之故，实际田赋收入要超过80%。
稍微四舍五入换算一下，朝廷在苏州每年要收田赋七十二万两。考虑到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才多少钱，这个数字相当之惊人。
一方面是因为这片土地确实富庶肥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州有很多名义上归属于皇帝的土地，他们要按租种佃户的标准交税，顾炎武所说无田而佃耕者占十分之九可能有些偏颇，但当地的佃农数量绝对是很多的。
现代一些学者认为苏州的商业、农副业收入较高所以就能“徒有重赋之名，无有重赋之实”，反正在奥维尔看来是挺没道理的事情，重税就是重税，这没什么好说的。
在埃及，最富裕的那些土地也一样是国王所有，国王将土地仁慈地出租出去，给这些无地佃农生存的机会，并且对租地耕种的农民收取高额的赋税。
也不能说这是完全的恶政，客观上来说国家财政确实需要更多的金钱，但一切事情都有代价，只能说这件事情的代价着实不小。埃及的统治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稳定，军队战斗力孱弱，大大小小农民起义频发，能肯定和这种土地制度关系密切。
在托勒密王朝的早期，这种制度运行还算是良好，前几代国王都算得上是明君，他们有意控制着征收赋税的比例，对佃农们的压迫尚且在承受范围之内。在灾年的时候经常会给土地上的佃农免租或者减租，分发粮食之类的事情也还比较大手笔。
而在那之后，特别是最近的一个世纪，可以说托勒密王室自己都处于一种自身难保的状态，大权一方面被外国人侵蚀，另一方面又被宦官和禁卫军等内部人员侵蚀，他们尚且顾不上自己，这些新晋的权力者往往也不会过度关注下面贫民的死活。
造成的结果就是佃农们的地租飙升，而且对他们为数不多的一点关怀政策也消失无踪，还有系统性的大面积腐败。
在奥维尔看来，这种土地制度应该没必要彻底改变，这是托勒密王室的经济根基，他还不想失去克里奥佩特拉这个盟友，但在具体落实上面则亟需补足。
埃及人的官僚制度稍微比罗马人好一些，但也没好特别多，仍旧有很多本应该由官方负责的职能现在由民间负责，在税收和检察上的官僚人手严重不足。
这就导致民间的税收不上来，层层吃拿卡要导致中央最后到手的钱粮少得可怜，奥维尔能很清晰的认识到，现在需要更多的官僚和更强大的监管。
奥维尔和克里奥佩特拉商量之后，也是通过了重组官僚系统的决定，新的官僚系统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罗马人出了一些管理层官僚，并且将埃及海关彻底划为罗马帝国的直辖机构。
至于监察机构，他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