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贤议点了点头,也站起身来:
“除了王特派员说的这些方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舆论阵地啊!虽然《新华日报》是我党的机关报,可对昆明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云南本土的报纸更有宣传效果!现在昆明也就两家日报:《民国日报》和《云南日报》。《民国日报》这种国民党党部的机关报自是不必考虑了,《云南日报》的董事长龚自知在政治上倒是比较开明的,而且他们的编辑主任饶继昌和副刊《南风》的编辑张克诚也有很明确的进步倾向,现在《南风》已经成了我党发表进步文章的阵地了!更可喜的是,咱们的一些同志在《云南日报》上投稿,不但发表了一些社论和时评,其中几人还得到进入《云南日报》工作的机会,李立贤和杨亚宁担任记者,唐登岷担任编辑。有了这样的便利条件,我希望大家能多写文章,用你们手里的笔来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希望你们的文章能把更多倾向进步的青年吸纳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会议结束后,众人散去,陈确铮的心情却颇不宁静,他沿着翠湖边漫无目的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在如今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人自己竟拧不成一股绳,这让他觉得又愤怒又寒心。
不知不觉之中,陈确铮越走越快,突然脚下没留神,踩进一个坑里,摔倒在地之后他索性翻了个身,躺成一个大字,枕着双臂眯眼看着天空,天空又高又蓝,云彩如一团一团的棉花,扎扎实实的雪白。
看久了,那一团团的云彩中便渐渐浮现出廖灿星的脸。
那可爱的妙人,是治愈他的忘忧草,却也是他烦恼和担忧的源头。
即便他始终不愿承认,甚至有意忽视,可两人之间一直都有一条鸿沟,而他隐隐感到,这条鸿沟似乎有日渐变宽的趋势。
陈确铮摇了摇头,起身坐了起来,捡起手边的一颗石头用力扔进湖中。
之后的几天,陈确铮都处在一种难言的苦闷和焦灼之中。
考虑到如今国共两党之间微妙的局势,对于廖灿星,陈确铮只能小心隐瞒,而贺老师和狐狸也并非同路的同志,他终究还是选择缄口不言。上课的时候陈确铮时常忍不住走神,先生们口中的各种哲学理论如今在他的耳中听来是如此空泛和遥远,晦暗不明的现实让他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他觉得自己好像浩瀚江洋里的一只小船,无论他做出多少努力,却只能随着命运的波涛载浮载沉。
可他知道,他不能任由自己这样一直苦恼下去,他必须有所行动。
一天下了课之后,陈确铮跟往常一样,沿着龙翔街走大西门进城,走在路上他突然看到街边新竖了两根又高又粗的电线杆,还没有来得及架线。老百姓好像看着什么稀罕物一般,聚在一根电线杆下吵吵嚷嚷。
陈确铮本无意停留,却听到有人问道:
“谁敢爬这根电线杆?”
紧接着一人喊道:“我敢!”
嗓音中气十足,颇为嘹亮。
这声音让陈确铮觉得莫名熟悉,他停下了脚步,转头望去,紧接着他就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黄咔叽布的中山装的瘦小青年,手脚并用地沿着电线杆一点点爬了上去。
陈确铮仔细一看,这人他认识。
这个身材矮小,胆子不小的青年是陈确铮同系的学弟——殷福生。
殷福生一九三八年秋天考入联大,因为他跟陈确铮差了两个学年,虽然彼此打过几回照面,但平日里交集不多。即便如此,陈确铮也听过许多关于殷福生的传说,因为对于联大的学生来说,殷福生实在是个很有名气的明星学生。
哲学系里每个人都知道,殷福生是金岳霖先生的高足,殷福生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就是金岳霖先生建议的。还是中学生时,殷福生就翻译了查普曼和罕勒合着的《逻辑基本》,十七岁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专门写文章对金岳霖、吴士栋、沈有鼎、张东荪等诸多哲学界前辈的着述逐一点评。
因为在入读联大之前,殷福生便已经有着作加身,在联大的先生们的眼中,他的哲学根底自然比旁的哲学系学生要高出一大截来,对他的态度跟旁的同学迥然不同。陈确铮印象很深的是当年第一次上郑昕先生的“哲学概论”课程时,郑昕先生一看到课堂里的殷福生便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金岳霖先生在自己的“逻辑”课堂上见到殷福生,也让他不必上自己的课,还引荐他跟着刚刚从欧洲归国的联大教授王宪钧先生学习逻辑。
而在联大的课堂上,殷福生也展示了他一贯的“狂生”形象。殷福生身材虽然瘦小,嗓门却出奇得大,说话永远都像在讲演。无论是时事政治,还是恋爱秘诀,他都颇有心得,每次只要他一开口,便是滔滔不绝、手舞足蹈,旁人鲜少有插嘴的余地。陈确铮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他在课间跟同学争论,不知道说起什么,殷福生激动地大骂:“胡适这个人,一点儿哲学也不懂!”
虽然殷福生是十足十的“狂生”,但不知怎么的,陈确铮却对殷福生怀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在他的眼中,殷福生有一种难得的热情和纯粹,而他拥有同龄人少有的学识,足以配得上他的轻狂。
陈确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