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零部件，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这，这也是我们医学界未来最大的一个挑战和机会。”
早在七八十年前，齐国的一些半吊子郎中就通过大量“实体”研究，开始对人体器官、骨骼，以及血液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奠定了齐国早期的外科医学事业。
后来，随着各种先进仪器的出现，尤其是高倍显微镜的问世，齐国医学研究者对病理的探索和研究进入更深层次领域。他们以无数的尸体解刨为世人告知了一个最为浅显的医学理论，那就是疾病是位于特定器官上的，且疾病的症状基本与解剖后发现的器官损害相一致，因此是人体器官的病理改变产生了疾病的外在表现。
这个结论不仅震动整个齐国，而且随着信息的传播，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剧烈震动。那些传统中医郎中虽然到了齐国后，接受了一些现代的医学知识，但很多人都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尤其是一些内科疾病就更是如此了。
但研究者却通过尸体解刨说明和相应的配套图画对疾病的产生和病变进行了非常详实地介绍，使得所有人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不得不相信这个结论。这对所有人的观念的革新及现代医学的推广，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而说到人体解刨，就不得不提因为此种情况，不论是那些施行者本人，还是整个齐国，都承受了巨大的风评和恶嘲。
尽管，齐国的风气已经算是极为开明，更有近乎全民教育般的广开民智，但人们对于解剖尸体的接受程度却仍然不怎么高，这或许是因为传统思想仍有残留的缘故。毕竟，自古以来，就有“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说法。更别提大陆的秦国和欧洲了，解剖尸体在那时要么是大逆不道的、要么就是下贱人干的活计。
因此，包括秦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齐国医学研究者竟然频频将死人的尸体开膛破肚，琢磨人家的各种内脏器官、血液及骨骼组织，可谓是“邪恶至极”，“残暴至极”，为世人所不齿。
更有甚者，还有人说，齐国并非像表明上宣传那般文明，谣传齐国的暴力机关和医学研究者对无数的汉洲土著和南洋土人进行活体研究和各种药物人体试验，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更是让“某些国家和势力”鄙视不已，认为这就是一种比“巫术”更为邪恶的行为，是离经叛道的。
但不管何种风评，何种恶嘲，医学这门新科学如今在齐国却是发展的方向愈发宽广和深远，并且越来越深入人心。但凡受过八年完整义务教育的人，不论其父辈如何评说，他们内心中对这门相对严谨、注重实证的科学却持较为积极和正向的态度。毕竟这符合他们上学时所受到的系统教育理念，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积弊终究要被摈除。
说来也可笑，那些欧洲国家一面大肆抨击齐国使用某种“邪恶”而“阴晦”的手段研究医学，一面还不断花重金在齐国购买和偷窃医学手段和技术，就如同他们从来没停止过窃取齐国工业技术那般。他们甚至还偷偷摸摸买了一些齐国初级中学和小学课本，以及防疫卫生手册之类，拿回去做一番认真的研究和复制。
听说，在伦敦和巴黎，各自建立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翻译馆，除了招募学者教授汉语外，还有就是将那些冒着各种风险重金搜罗的齐国的一些基础课本、科学杂志、医学书刊乃至各地发行的普通报纸，进行翻译和复制工作。
这使得在欧洲流行了数百年的生命力学说、体液学说被逐渐抛弃，同时，他们也学习齐国的医学发展模式，开始培养专业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而不是再像从前那般招募木匠、剃头匠等人员，充任外科手术医生，因为这显得太不够专业，同时也很危险。
在这个时期，要论外科手术，尤其是做截肢手术哪家技术最强，那么齐国外科医生称第二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人敢称第一。
要知道，在截肢时，最为危险的症状便是肢体的严重损伤或者出现坏疸。而齐国医生经过多年的“实践”练习，在处理过程中已经学会在保存最多的软组织时应切除更多的骨头，使得皮肤能够覆盖骨头，以便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可形成一个能附着其上的可用的伤肢的残端。对于手术时如何止血，齐国人同样经过无数的解剖和试验后，学会了使用血管结扎术来处理，而不是使用传统的沸油、烙铁烧灼伤口以止血的方法。
所以，大量的解剖练习对于培养一名经营丰富的外科医生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也只有通过大量的学习和练习，才能让人充分了解到人体的构造，像欧洲大陆那样招募“托尼老师”充当外科医生--更操蛋的是，他们还都是兼职，那简直就是草菅人命。他们只会简单地剁手剁脚，至于最后能不能医治好，全部交给上帝来决定。
“按照曹兄所言，内脏器官移植就如同机器一般更换零部件，那么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建业医学院负责人、高级教授彭宗宇站起身来，走到那幅人体构造图前，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可问题是，将一个新的零部件塞入机器中，该如何让其与原有的部件细密无缝地连接，并且还要发挥出原有的功效呢？通过显微镜的观察，我们都能看到人体内的血管细如发丝，哦，不对，是应该比发丝还要纤细。我们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