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笑着说道：“此园雅致，不输你们邵氏于广州府邸越华轩，实为金陵盛景。”
八月乘船抵达广州停驻休整时，也是邵氏主动予以盛情接待，当家人邵正源亲自出面，邀请他们叔侄及使团人员入住邵氏府邸越华轩，期间数摆宴席，殷勤而周到。
当时，他们就见证了这位大秦巨富的财力和豪奢。
随后，乘船一路北上时，这位邵正源的三弟邵正虔更是全程陪同，一起进抵南京城。
在南京数月时间，邵正虔不时邀请远道而来的齐国客人来“邵园”饮宴欢愉，极尽奉迎。
邵氏的“泰顺行”，经营的产业便是茶叶的出口垄断贸易，而主要的贸易对象便是齐国人。
借助着朝廷授予的特权，邵氏先后获得了广州、上海、福州、宁波四处通商口岸的茶叶出口专营。
凭借出口茶叶的品质和商行的信用，“泰顺行”很快坐大，逐渐驰名中外，赚得也是盆满钵满。到乾元四十年（1722年），它已成为广州，乃至大秦最大的贸易出口商之一，而邵正源也自然坐上了广州总商会扛把子的交椅。
不得不说，邵正源确实是个商业奇才，有着超越大秦这个时代的敏锐商业嗅觉。他在继承父业之后，将家族产业迅速做强做大。
邵氏不光在国内拥有大量金银、田产、茶山、商铺等资产，还广泛投资海外项目，其中就包括在齐国本土及海外领地的铁路、种植园、矿山、金融以及保险等产业，“泰顺行”甚至一度成为南洋铁路商社最大的个人股东。
据某些人猜测，以邵氏所拥有的资产，很可能已成为大秦最有钱的巨贾，至于是不是首富，不得为人所知，但绝对是富可敌国，家财千万。
传说，邵正源在某次酒后自夸，“泰顺行”的财产总额超过一千九百万银元，随时可动用的现金也高达三百多万银元。
相比之下，这个时期齐国的首富周振贤（周记百业联合商社的东家）名下资产总额不过二百八十万金元，嗯，折合八百九十多万银元，比邵氏足足少了一半还多。若是论现金流的话，更是远远不如。
然而，世人只见他人前显贵，却不曾看到他在人后受罪。像邵氏这样坐拥千万家财的行商，只是依托帝国垄断贸易而生，在真正的显贵权力面前，他们什么也不是。
正如齐国人不无鄙夷（嫉妒）地评论这些大秦巨贾的情形：“此等行商，虽富豪一方，然所遇官府卑微小吏，皆会凛然，若为朝廷逞威，无不骇得瑟瑟发抖。”
而要是见到朝廷大员或者王公贵族，更是只能畏首于侧，甚至面对面时，目光都不敢直视，唯有伏低做小状。
家中堆满金山银山，作为一介行商，邵氏岂能心安？
数百年前，前明巨贾沈秀（沈万三）豪奢之甚，江南为最。却因洪武帝忌之，最终落得家财抄没，自己也被流放云南，客死异乡。
行商巨贾，没有自保之力，何如小儿持金过闹市，引得各方觊觎。
数十年来，各种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接踵而至，使得行商之首的邵氏苦不堪言，不胜惶恐。
乾元五年（1687年），大秦对盘踞在漠南的伪清余孽发起攻势，邵氏助饷四十万两白银。
乾元九年（1691年），割据安南凉山、新郑（今越南鸿基港）等地区的郝氏自立建国，朝廷应安南所请，出兵进剿，与齐国爆发武装对峙，邵氏应广东总督要求，与行会诸商共同捐资一百万两白银。
乾元十一年（1693年），江西水患，邵氏捐白银二十万两。
乾元十八年（1700年），大秦于西域发起对准噶尔的反击，邵氏助饷六十万两。
乾元二十二年（1704年），大秦移民三千户于西域，邵氏再次捐金钱和物资计二十五万两。
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淮爆发水灾，山西大旱，邵氏捐资五十万两。
乾元三十八年（1720年），北明从朝鲜咸宁北道侵入辽东珲春地区（今延边自治州），爆发第二次秦明战争，战事持续三年，邵氏陆续助饷一百万两。
从前明建平元年（1674年）至乾元四十年（1722年）年间，邵家光是捐资便超过四百万两白银，其余私下勒索更是难以计数。
邵氏第一代当家人邵炳灿生前曾由衷叹道：“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有鉴于历朝历代，巨贾豪商皆没有什么好下场，邵氏除了继续在大陆经营茶叶专营贸易外，还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以分散潜在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
齐国作为“泰顺行”最大的贸易对象，同时也是其最大的金主，邵氏天然就亲近齐国，不断将近亲家属和财产朝齐国转移，并大量购买齐国国债和大型商社发行的股票。
长安、大兴、威海（今澳洲凯恩斯市）、建业、广宁（今印尼芝勒贡市）、南平（今越南金兰市）等地，皆有邵氏购置的地产和物业。
威远（今新几内亚岛）、宣化（今帝汶岛）、开化（今爪哇岛）、靖平（今苏拉威西岛）、金洲（今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等齐国海外总督领地，邵氏拥有的种植园数量不下二十处。
可以说，要是哪天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