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查郢州贪腐案怕是不妥吧。”大理寺卿卓维东闻言，心中甚是不快，“已然判决过的案子，岂能说推翻就推翻？若如此，哪里还有一丝律法的严正和威信？”
“若是律法严正，岂会有此番汹汹舆情？”
“曾阁老所言，是指摘我大理寺枉法徇私？”
“若没有枉法徇私那最好不过，但也说不定掺杂了某些人情往来。”
“曾阁老……”卓维东顿时气结，面色也是一黑，“我大理寺受陛下所托，掌帝国律法审判之公正，纠天下万民官员之行止，自问无愧于天地，更不负陛下重望，兢兢业业，未敢丝毫懈怠。怎么，现如今，曾阁老之言，便污我大理寺为徇私枉法之地，人情关系所寄之所！既如此，我大理寺上下愿集体请辞，以洗此不白之冤！”
“身为大理寺卿，掌帝国审案刑狱之责，怎能说出此番不负责任言论？”曾世学毫不客气地说道：“若要请辞，唯你一人即可。此番贪渎审案，尚需大理寺收拾头尾，可不能这般全都撂挑子！”
“既如此，我若还要坐于此位，岂不羞煞人也！”卓维东霍然起身，一甩袖子，便要离开会议室。
“大廷尉，切勿置气。”副总理大臣、吏部尚书罗致中慌忙起身，将卓维东拦了下来，“曾阁老乃是行伍出身，脾气耿直，性子也是爽直，言语中不免冲动一二，还请大廷尉勿要动怒。……来来来，安坐此间，为内阁，为陛下多多参详，将此番事务尽快平息下来，方能挽回政府的威望和声誉。”
“世学，就事论事，勿要牵扯其他。”韩清山微微叹了一口气，向曾世学轻声说道：“此番事务，不仅干系大理寺，对内阁而言，也是休戚相关，一荣俱荣。”
唉，这个总理大臣不好当呀！
两年前，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天子继位，而自己却作为“辅政大臣”，被泰平帝“简拔”为内阁总理大臣，为新君保驾护航，帮他逐步熟悉和掌管这么一个偌大帝国。
自己虽然资历深厚，更为泰平帝大学同窗，也向来为泰平帝看重，但他此前却从未入阁拜相，威望不重，以至于他始终都无法完全驾驭内阁诸臣，政务上也颇多扯皮争执，这“看守内阁”也是勉力维持。
除此之外，皇帝年纪尚轻，理政时日也不长，同样是威望不彰，无以“服众”，更是让内阁僚臣和各部尚书心怀揣测，争权夺利者亦为不少。
其实，站在君王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内阁僚臣，还是世家商贾、官宦贵族，都在试图攥取并扩大自身权利，甚至还有利益集合体之间，通过相互勾连，欲持久地维系和把持既有的权利，不管是枉法获益，还是想要传承百年世家，最直接的途径便是竭力限制头顶上的“约束”，解开身上的镣索。
前有太子监国时强行推进的遗产税征收，今有郢州贪腐案严查深挖，这都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权威，而不得不做出的激进反应，亦为君权与相权斗法的具体表现。
说实在的，齐国虽然皇权威彰，但相较于前明时期，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就以内阁而言，凡发出的政令或做出的行政处置，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皇帝也不能任意干涉，即使对某项政务持反对意见，也只能“封驳退回”，要求内阁重新作出决定。
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