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袁世凯听完我说的话之后，眼中有一些同情之意，但是更多的我还是看到了他眼底的笑意，可能这是一种嘲笑，也可能是袁世凯因为我的身体变成了这样，而在对于云南的问题而感到开心吧。
可是无论如何，当我说完这样的话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就直接的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他眼中的杀机没有了，仅此一点我就知道我想要逃离这个地方的计划是可行的。而且能够得到他允许的几率也变大了许多。
我其实设想中最好的就结果就是由他开口，提议让我去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治病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是我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吧，也可能是因为他另有打算，总而言之他还是没有主动的提及让我去其他国家治病的这个观点。
所以他不提到最后也只好我来提起此事了，当然了我不会说的那么委婉，因为这种事就是应该直来直去的，关系到我的身体，我的性命的，而且还是生理性的问题，不是政、治因素的问题。
如果再不直来直去的话，反而会让人有一种做作以及不现实或者说不可信的感觉。袁世凯对于我要去日本治病的这个提议倒是没有提出反对，当然了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只要他不是当场拒绝我，那么我就可以借着他的犹豫来做一做文章，当然了，这个文章绝不是什么长篇大论，还是老的招法那就是演戏。我的戏剧是越来越成熟了，我的毛病在一天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几次变故。
这都是符合医学性的变化，而且我的咽喉毛病以及我所谓的并发症的肺部的问题，都是相关联的，而且因为国内的医疗水准有限，所以我的大的波动也是可以令人信服的，而且要说一说的就是。
小凤仙在这一段时间内对于我的配合可谓是天衣无缝，她刻意的每天都要去同仁堂给我弄一些最新鲜也是最能滋润咽喉肺部的中草药来为我进行调理，而且她还总是会大费周折的去给我买一些新鲜的罗汉果来。
有句话就病急乱投医，小凤仙可谓是把这句话表演到了极致，她不单单购买中药而且还会时不时的弄一些西洋药来，当然了这些药我是不吃的，只不过就是做做样子罢了。而且小凤仙还在这几天里。
说到这里，其实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在日本的时候，我与杨度之间的一次有关于忍者与忍道的辩论，或者说是讨论吧；我便把我们当年所说的这些，当做是对于小凤仙的回答，复述给了她。
当年我与杨度都曾对于日本的忍者以及忍道有过较为深切的讨论，我认为忍者的真正含义其实不过就是遵循忍道而生存的一群人，忍者的核心不在于人，而在于他们所遵循的忍道，因为人或许会因为自己的性情、地位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是已经形成了
条文规定或者说是存在宗教含义的忍道的规则，是不会改变的。
而杨度确认为，忍道的根本还是在于人，而非是一个理论或者是辩证，他认为忍者的精意在于人对于忍道的认识，也在于对于忍道的不停完善，最初忍者到底源于何方，忍道的根源核心要义到底是什么。
这些已经没有追根溯源的必要了，因为无论是怎样的理论或者是教义最开始的出发点肯定好的，但是好却不够好，因为无论忍道的起始之人是谁，都必将不能够直接的给出一个最完善、完美的教义。
所以这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忍者来把新的更好的教义加到里面去。看起来我与杨度在对于忍道的看法上是持有相悖观点的，但是实际上而言，虽然我们两个是在讨论忍道，但是实际上，我们讨论是各自的人生发展轨迹。
杨度对于我的观点，提出过这样的质疑，他问我说，是不是忍道的根源核心要义上，就没有不好的东西，如果是的话，那么忍道中的一些规定上来看，是残害忍者情感与家庭的，难道这样的规条也是必须要遵守的吗？
我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说如果按照忍道中的规条的话，虽然伤害到了忍者的情感与家庭，甚至是威胁到了他们各自的生命，但是对于忍道最高核心信念的追求，使得他们必要牺牲，这如果算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其中所有的牺牲恐怕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而后，我又反问杨度，我质疑他观点中的，忍者才是忍道的核心，我问他如果是忍者出于私利而轻易的更改忍道的核心教义的话，那么是不是未来的忍者也都要按照这个已经被污化的忍道来教条自己那？
杨度没有给我一个与我那般的答案，他只是对我说，假如没有人的话，忍道还能够成为一种信仰吗？我回答他说：“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已被污秽的信仰的话，那么这样的信仰还有追随下去的必要吗？”
而后，我又问杨度说：“晳子兄，我想问问你，还是拿这个忍者与忍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不是你会选择作为一个忍者来改变这个传承下来的忍道？”杨度点点头，没有语言上的承认，当然了他也没有就此否认。
我们之间的谈话其实就此就应该搁置下来的，但是实际情况上且没有这样，后面虽然杨度没有说话了，但是我还是一个人在对他演出一场独角戏，我并不是想说服他，只不过就是我想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