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荷兰只能和它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收回贷款的利息和本金。在贸易和殖民问题上，各个国家产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荷兰为了保证银行业的利益，不断向其他国家让步，这最终导致经济领域不断萎缩，也使得其在对外贸易和银行活动中丧失了主动性。 齐国抛出的结算体系，并不想从中获得什么额外的衍生利益，而是想通过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贸易结算承兑体系，加速国内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和扶持国内海外贸易的拓展。在整个南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最为广泛的商业网络，也建立了无数的商站据点。若是能通过彼此共同建立的结算体系，将齐国的商业触角附生于其中，那必然也会间接扩大本国的贸易渠道。 9月20日，齐国成立了一家被命名为汉洲进出口商业银行的钱庄，专事为海外贸易商社和民间商人作保，开具贸易承兑汇票和进出口结算票据，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巴达维亚设立的尼德兰进出口结算银行达成一揽子协议，互相承认双方开具的各类承兑、结算票据，然后每年年底进行一次总清算。 与汉洲进出口商业银行同时成立的，还有一家被命名为汉洲保险公司的商社，为所有出海贸易的商船承担意外保险业务。它将对于商船的海难事故，包括船舶破损、搁浅、火灾或沉没造成的损失或伤害事故，以及其他责任方面，如海盗、抛弃、捕捉、报复、突袭等所带来的船舶及货物的损失，在查实后，将进行酌情赔付。如此，将海上贸易的风险损失从个人分摊到许多人的身上。 对于汉洲进出口商业银行和汉洲保险公司，齐国民众尚未感觉这两家机构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会有多大，但在九月初，对内阁户部新增的财产税和消费税，却保持了高度的警觉。 自古以来，加税增赋，向来为国家苛重扰民的最直接表现。远的不说，就万历、崇祯年间加派的“辽饷”、“剿饷”、“练饷”，以及额外加征关税、盐课来等，使得大明境内的流民越剿越多，如野草一般，席卷北方，最终将煌煌大明击垮，便宜了清虏轻松杀入关内。 想我大齐王国，自建立以来，一向以爱惜百姓，体恤民力为重，各种惠民政策和福利不断，让数十万民众皆认为这个时期，乃王朝大兴、国势日升的最好时代。 怎么，官府突然要向民间开始加税增赋了吗？ 汉洲本土及海外领地官员不断地向辖下百姓宣导，政府增加的财产税主要是向富裕阶层征收，并将此部分税款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最终会转移到更多的普通百姓家庭当中。为此，百姓无需担心太多。 而消费税，也只是对国内部分商品征收，也是针对富裕阶层消费的酒类、烟草、瓷器、玻璃、珠宝、车、船等运输工具进行征收。至于普通百姓消费的粮、油、盐、香料、糖、棉布、农具、日常生活用品，将不会额外加征消费营业税。如此，对普通民众影响可忽略不计。 其实，政府向消费品征收营业税是一种倒退，因为与对富人课税相比，它对需要将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的人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营业税是向零售商而不是向消费者直接收取，但也因此间接拉高了消费品的价格，对普通民众而言，即意味着推高了消费价格，变相的削减了民众的福利。 但增加税种，却是齐国内阁政府不得不为之举！ 在近代国家中，体现政府公共财政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方面--征税和借款上的效率高低，将直接决定这个国家政府动员组织能力的强弱。若是一个国家在征收税款上获得及时有效上的成功，以及可以持续保持高负债能力，这将使它可以调动比它对手更多的自身财富，从而使战场上的陆、海军兵员滚滚、装备优良，并且具备长期的作战能力。 另外，国家可靠的税收进而也能使政府的公共信贷得到极大的发展，可以在国内外发现债券，以促进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 目前，齐国内阁政府每年从土地税、所得税和商税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只有可怜的四十多万汉洲银元，根本无法支撑政府的各项运转。要知道，齐国每年在移民运输和安置的各项花费上面，就高达百万汉洲银元，就更不要说要维持一支颇具规模的陆海军队，以及在大明境内的军事干涉行动。 不过齐国内阁政府除了税收外，还有一项巨大的政府财政外收入，那就是内阁政府所控制和参股的十几家重要工厂和贸易商社，每年从中获得的企业上缴利润和分红达一百多万之巨。 另外，政府还有一项额外收入，但却属于非正常的进项，即战争红利。如数年前（1648年）齐国对安南郑氏发动的战争，沿着红河一路杀到升龙城，并破之。前后缴获白银一百三十多万两，黄金三万多两，后来还向人家安南索要了四十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些款项几乎支撑了齐国两年多的移民运输费和大明沿海的重要军事行动。 但不论是企业上缴利润和分红，还是战争中获得的缴获，都不能作为一个政府的正常财政收入，是非可持续性的。财政收入的核心是税收，税收的目的在于提升社会整体收益，税收还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的目标，它通过限制财富来消除不平等。 因此对于政府当局而言，正常的税收，不仅需要提升财政收入来维护日益增长的各项官方活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管理，还要减少社会财富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此外税收还有一个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