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开始，从李唐建国之日起，唐王朝便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挑战。比如，武德元年(618年)七月的“浅水原之战”，是李唐王朝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的李密叛唐，是第二次挑战。而武德二年(619年)八月的太原失守，则是第三次危机。 本来，太原失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上自唐高祖李渊，下自唐朝的文武重臣，对于太原失守的事实，大都难以置信。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是整个山西地区的核心，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因此，唐高祖李渊对于太原的城防，非常重视，为的就是防止刘武周进攻太原。 按照李渊自己的说法，太原“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在太原周边，唐廷又布置了数万精锐部队。并且，太原城中，囤积了可供食用十年的粮草。可以说，太原城用“固若金汤”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所以，即使刘武周背后有突厥支持，兵强马壮，如果想要攻下太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惜的是，事与愿违。从刘武周进犯太原，到最后攻陷太原，前后仅仅不过五个月的时间，就让太原落入刘武周之手。在太原失守的过程中，唐朝方面接连失策，犯了一个又一个致命的军事失误，白白断送了大好形势。 其实，太原失守，最主要的直接责任人，不是驻守太原的齐王李元吉，也不是其他唐军将领，而是唐高祖李渊。在整个太原之战当中，李渊犯了两大失误，最终导致了太原城的失守。 第一，选将不当。 李渊明明知道太原的重要性，因此，对于镇守太原的主将人选，自然要格外慎重。不说这个人有多么能征善战，最起码也应该是老成持重。可是，唐高祖却偏偏选了色厉内荏，少不更事的李元吉，坐镇太原。作为父亲，高祖难道不清楚李元吉的秉性吗？他当然清楚。可是，尽管如此，李渊依然让李元吉坐镇太原。 李元吉镇守太原期间，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搞得太原城民怨沸腾，秩序失衡。对此，李渊的处理方法，存在很大的偏差。出于一片爱子之心，他终究没有将李元吉调回长安，而是采取“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对李元吉无原则的纵容、包庇。殊不知，这种纵容，其实是对国家大事的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 正是由于父亲李渊的纵容与包庇，才养成了李元吉自私自利的性格。所以，当刘武周兵临城下之时，李元吉没有选择与太原共存亡，而是选择了弃全城军民于不顾，临阵脱逃。单从这一点来看，太原失守，与李渊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救援不力。 刘武周实行蚕食之策，逐步逼近太原。面对如此危局，唐高祖本该积极驰援太原才是。然而，在救援太原的问题上，李渊却显得有些消极。太原的战略意义这么重要，更何况，刘武周又是个难缠的对手。所以，负责支援的援军主帅，必须是一位经验丰富，熟谙用兵之道的统帅。 满朝上下，能够完成此次驰援太原，击败刘武周的任务，唯有秦王李世民。然而，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唐高祖居然没有派遣李世民，带兵救援太原；反而以裴寂为主将，率军迎击刘武周的大军，救援太原。 裴寂根本不懂军事，他之所以主动请缨，无非是要博取军功，证明自己。让不会打仗的裴寂前去支援，不等于是给刘武周千里送人头吗！果然，度索原之战，因为裴寂的胡乱指挥，唐军大败。并且，度索原一战的失败，彻底瓦解了李元吉的心理防线。最终，李元吉弃城而逃，太原被刘武周攻占。 不管怎么讲，太原已经丢了，无论李渊如何懊悔，如何扼腕叹息，都无法改变太原失守的事实。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太原失守后，刘武周、宋金刚趁热打铁，借着刚刚打下太原，部队势头正盛，乘胜出兵，相继攻下了晋州、龙门两地。山西地区的近一半城池、郡县，皆被刘武周占领。 而且，刘武周攻陷晋州、龙门，也将战线延伸到了关中、河东接壤的地带。等于是说，刘武周的大军，已经陈兵于关中边境，随时可以大举西进。如此一来，刘武周基本打通了进攻关中的军事要道。到了此时此刻，不仅河东的战局岌岌可危，就连关中腹地的军事态势，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就是太原失守带来的连锁反应，或者说是恶果。太原失守后，唐朝在山西的战局发展，逐渐趋于恶化，其防线犹如黄河决堤，一溃千里。所以，针对眼下的危急情形，唐王朝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便是全力应对河东敌情，尽快收复太原，消灭刘武周势力，稳定住山西局势。 可是，现在的河东战场，犹如产生了“多骨诺米牌效应”。太原失守，拉开了唐军河东溃败的序幕。之后，晋州、龙门两地的相继丢失，更是让唐朝在河东战场的处境，变得极端不利。因此，对于刘武周肆虐山西的侵略行为，唐王朝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没等唐朝开始收复太原，刘武周再度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