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奥斯曼人的危机
1726年3月28日，伊斯坦布尔。
在近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帝国经历了数轮社会变革，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接连败于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手里以后，为了生存起见，以欧洲冲击所引起的的民族危机为契机，从而掀起了社会变革历史进程的帷幕，并且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得不从齐国引进大量的先进武器，同时，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也聘请了一些齐国的顾问，并且不论怎样不情愿，也不得不允许构成近代国家及军队基础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制度的传入。
另外，作为东方文明典范的汉洲大陆，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许多任人挑选的各种世俗化理论，如宗教自由思潮、爱国主义思想、科学理论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索东方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外交公使和驻外武官。
久而久之，这些东方的思想和见闻与来自欧洲的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后，便有了通向奥斯曼帝国变革的道路，给予了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以新的动力和方向，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革命。
奥斯曼帝国早期社会变革的政治联盟基础比较薄弱，并没有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开明人物在那里孤军奋战。
此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也比较恶劣，表现为资源相对不足，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尚不发达，官员贪腐严重，还有国际商业竞争能力极差。
尤其是真神教传统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发挥着双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内容，如崇古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政教合一的传统等相互推进，形成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强韧防线。而另一部分内容，如变易意识、自强意识、民本主义等，则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早期社会变革相结合，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动因。
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早期，它是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是奥斯曼帝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六十多年前，随着齐国的迅速崛起，并随之确立了环印度洋霸权后，奥斯曼帝国的目光便不由投向东方，开始向这个从始至终都力挺自己的准盟友学习，借鉴和参考他们是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反映到帝国统治者阶层，表现为一系列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尝试。
例如1623年至1646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权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
一些曾经留学汉洲的军官就齐国军队，以及有关这些部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齐国军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全面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在向东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齐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杜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开始热衷于饮用茶叶，欣赏东方戏剧歌舞表演。
对于游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齐国学者，争相邀请，与之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他们甚至还醉心于东方的山水泼墨画和东方风格的建筑。修建东方风格的公园，使用东方样式的家具，模仿东方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另类时尚。
奥斯曼人在历史上曾经学习与模仿过西方军事和航海方面的某些先进技术，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借鉴过西方的经验。但是，他们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到15世纪以后，便逐渐地减退了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转换创新更是微乎其微。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易卜拉欣主政期间，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
奥斯曼帝国在贝尔格莱德之役后，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齐国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齐国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
连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东方古典式宫殿。为了更多了解东方和学习东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汉洲，受命对齐国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
1722年6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在齐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
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欧洲联军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欧洲的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