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目光转向东方。
人所共知，早在8世纪中叶，真神教徒就已将中国的造纸术欣然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其传人西方，促进了真神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但对于同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的印刷术却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门外。
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社会的变革，借鉴欧洲的先进经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现代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重视能生产现代武器的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基于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计划。
他们认为印刷真神教书籍有损于其神圣性。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铭文作为依据，但禁止印刷术的使用仍然成为了真神教国家的一个传统。
因此，赞成这种社会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于1718年上台当上了大维齐之后，同年6月，他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欧洲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
他首先下令于1719年在齐国的建业、大兴、临淄等城市增设帝国领事馆，并于1721年任命热衷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切莱比·穆罕默德为全权访齐大使，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对齐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学习，要求他详细地研究齐国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的军事学校培训制度。
这个时期，不论是东方大陆，还是欧洲西方国家，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
反思常常是灾难发生后的副产品。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
换句话说，这种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不论是从欧洲的学习，还是从汉洲的探索和借鉴，只是学习他们先进的器物，而不是去学习对方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的高度，反过来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变革，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
应该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欧洲各国的挑战，以及对帝国统治集团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神权统治所积蓄的社会压力和全面发展民族工业。
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开始试着转向齐国，从汉洲引进教师和学校，并派遣少许留学生——主要是军事方面，到汉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通译局，翻译来自东方的书籍。这样作的最终结果，是在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群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亲东方色彩的新阶级、新社会阶层的存在。
然而，几次不成功的改革，不仅丝毫没有挽回帝国的颓势，反而在面对欧洲联军的进攻时，一败再败，逐渐丧失了对欧洲各国的军事领先优势，使得帝国全面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惨败后，丧失了大量欧洲领土，都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真神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可根据改革的主要内容划分为早期和晚期。奥斯曼帝国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
另一方面，双方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却又相互交往甚密，具体表现在欧洲国家可以陈兵奥斯曼帝国边境，表现在欧洲人不但借助于海运、财富，而且还可借助于通商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施加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大维齐易卜拉欣上任后，立即将上述曾被前任大维齐否决的建议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先后有四批共计三百多名优秀青年军官乘船前往汉洲。同时，在帝国的军队中，有更多的齐国专业军人任职部队主官，而不再仅仅作为一名普通的随军参谋。
到了本世纪，尽管在军事上有齐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扶助，但奥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却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都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奥斯曼人与欧洲在科学技术、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奥斯曼人却相对停滞不前。
就在帝国调集更多的军力前往瓦拉几亚地区，与奥地利人展开武装对峙之际，伊斯坦布尔依然处于歌舞升平的状态，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正在为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即将举行的春季庆典（即郁金香庆典）而忙碌着，大维齐易卜拉欣正在思量着哪些官员进贡的礼物太少，而将其无情地汰换，城里的耶尼切里军团（奥斯曼近卫军）士兵在下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