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和诺特一起去霍格莫德。我们通过霍格莫德，又前往另一处更加安静的麻瓜小镇。它在距离海岸线数十英里的地方，周围的建筑都是灰白色的，芦苇密密麻麻生在水面上，鸭子与天鹅与垃圾一起在河水里游泳。 在更往山上去的地方，有一座已经坍塌的石拱门，上面竖着鲜红色的十字架。 当我们抵达的时候，教堂——圣克莱门特——正安静地沉睡，酒吧老板昏沉地摆弄着那台老旧的收音机。 中午时还是有酒鬼醉醺醺地倒着，收音机发出嗬嗬的声音，如同被割开的气管。 我从老板手里接过，拨弄几下就将它修好了。老板高兴地免除我们的酒钱，我将机器随意地放在桌旁。 我听的是国家电台，因此它从不播放广告，只是用最新的陈词滥调轮流播报新闻和评论。诺特好奇地碰了一下，手放在按钮上，接着又飞快收回。 他掩饰地喝了一大口酒，接着就被杜松子酒里当归的气味呛到。 “它单独喝的时候有四十度。”我说。 他笑了一下，笨拙地将酒杯推远。我给他点了一点烧茄子配面包，让他的胃不会因为酒精过于难受。 收音机换到另一个电台，它是私人的，广告代替了音乐。但是那些广告也是陈词滥调，以至于我难以分清究竟是这个富庶的旧东西好一些，还是那个忠诚的旧东西好一些，更何况现在我只是一个昏沉地走出来散散心的劳累人。 我在杜松子的腥味中朦胧知道，自战争开始以来，欧洲大陆的公路上已经死了几万人，车臣的年平均数是死一万，伤数万：整整一支缺胳膊少腿、又聋又瞎的大军——当然，其中免不得一些大脑残缺的疯子。 议员黎里坡·黎里坡——这个名字差点令我产生理解障碍——被这个数字激怒了，他建议采取一个绝妙的措施。 不过我当时走神了，因为我还在思考他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听到同样一条新闻重播：名字像摇篮曲一眼的议员黎里坡·黎里坡提议：吊死这场战争的任意一方首领。 这个提议由英国人提出，像是说梦话一样，却又在酒馆里引起轩然大波。寥寥几个酒鬼和老板谈起来，觉得国家不应该参与一场海洋另一边的战争。 接下来我听到黎里坡·黎里坡本人的声音：他谈到了对死亡的战斗和为生命的斗争......“斗争”，这个词他重复了足足四次，使我想起一些更加复杂的东西：巫师、魔法、旗帜、标语、为未来斗争、为正义斗争、为和平斗争、为和平斗争，直到大家消灭大家，当然，还要加上一些英国人特有的智慧。 我们得为一些东西“斗争”。 这时候我又走神了，等到我清理完思绪时，我听到的是一篇关于园艺的评论。 我调到另一个电台，那个电台正在将黎里坡和他的臆想死刑。我终于理清楚一些逻辑：人们用战争制造杀戮，但是我们不能禁止战争，因为战争是国家的手段；一部分归咎于士兵，可是我们不能禁止征兵，因为征兵是国家的权力；一部分可以归咎于议会（姑且这样称呼那些组织），但是我们不能禁止议会，因为这会破坏国家的自由；一部分战争的引发是领导者一人的愚蠢，这终于揭示出敌人的弱点！ 勇敢的斗士选择拿起武器，杀死“首领”！ 黎里坡万岁！ “派丽可，你真的确定我们不需要做些什么吗？”诺特贴在我身边耳语，“她一定会对付我们。” “她很早之前就在对付我了。”我说。 我们之间又陷入一阵沉默，诺特在椅子上动来动去，但是又格外享受这段时光。我则昏昏欲睡，将大脑放进酒精里。 再次唤醒我的是一个醇厚迷人的声音，酒馆老板称他为——安格托，播音员安格托今日没有什么公路上的新闻可以说，于是，他讲了这么一个事： 昨天夜里，有一个姑娘背朝着汽车驶来的方向站在马路上。三辆车子，一辆又一辆地，都看见了她，都在最后一刻想避开她时冲进沟里，死伤了好几人。这个想自杀的姑娘看到未能达成自己的目的，站起来走了，除了刺耳的笑声外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关于她的存在是从伤者的证词中得知的。 她是一位有卷曲黑色头发的美人，穿着怪里怪气的黑裙子，身材高大，表情诡异。 我站起来，将收音机放回柜台，对诺特说：“我们该回去了。” “下午和你的朋友去约会吗？”老板问我们，他说，“我记得你们，有一年，你们在镇子上住了一个夏天。” 他令诺特有些不安地躲在我身后。 “我们不住在镇子上。”我说，“下午我们还有课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