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乌姆里奇女士再次交锋是在一个温和的下午。那时候我正在与诺特讨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 萨尔瓦多和他的妻子卡拉在晚年享受过一只兔子的生命。他们驯养它，后来，兔子就与这对夫妻一起生活，他们形影不离。等到他们要出远门的前一天，为如何安置这只兔子，他们谈论到很晚。 因为一只兔子参与到旅程很难，而将它托付给别人也是很难。兔子在身边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将它交到别人手上——哪怕是最熟悉的朋友，它也会轻易地死了。 兔子见不得生人。 等到第二天早晨，萨尔瓦多看着报纸，卡拉准备早餐。他一直感到十分愉悦，直到餐盘里出现那块兔肉。 他顿时从餐桌上起身，跑进盥洗室。他希望能够将他的老朋友——忠诚的、依赖的、有着皮肤一样柔软毛发的朋友吐进脸盆里。而卡拉恰恰相反。 她对于能够将爱放进自己身体里感到兴奋。这种与身体亲密接触的感觉远胜于肉|体爱情，相比起来，那不过是隔靴搔痒。 诺特认为它是病态的，而我认为这是罪恶的。 萨尔瓦多也好，卡拉也好，他们都是罪恶的。但是，是什么使他们变得令人同情、令人恐惧？ 晚年的生活逐渐转向慢镜，大多数老人已经开始享受生活。萨尔瓦多也是如此。他温和地爱着每一个人——也包含自己身边的“兔子”。可是，如果有一份奇怪的交友准则，要求他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关心自己每个朋友的鼻子，并定时为他们擤鼻涕，那他会宁可自己没有这些个朋友。 欧洲人的爱显得如此奇特，基督将大部分的法律与爱理都颠倒了。他们会说“爱上帝，做你希望的事。” 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里，个人灵魂的善恶变得主观：如果某人的灵魂中充满爱，一切都会好得不能再好。这个人是善良的，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 大多数时候，活在审判时代的人喜欢认为“真正的爱永远有理，哪怕它错了”，至于我，我喜欢说：真正的爱往往是不公正的。哪怕在某一刻，我也会觉得：爱高于一切，先于牺牲、先于祈祷。 出于感情、肉|体，以及某种精神上的依赖，我们得出结论：爱是至高美德。 《论上帝之城》说：爱使我们对尘世失去知觉，使我们内心充满天堂；因此，爱用于摆脱一切罪恶。 基督世界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爱可以使人无罪。这种犯罪的理论意在考虑被告的感情： 某人要是为了金钱，冷静地杀一个人，那他就没有任何借口；若是某人因为冒犯而杀一个人，那他的愤怒（受害人的过错）为他赢得减罪的条件，处刑会轻一些；最后，若是某人在受到伤害的爱的感情趋势下，在痛苦、嫉妒、深爱中杀了人，陪审席上的人会同情，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为那人，对受害者判最重的刑。 如果能够借助爱，那么一切的动机都会变得合理化，因为物质世界坚硬刻板，而精神世界柔软多变。无人知晓除自己之外的另一人心中想着什么，他们对于爱的理解又是什么。 等到了法庭上，这种理解又变成最佳辩护。 我认为萨尔瓦多有罪，卡拉亦如此。 “但是你无法提出更有利的解决方案，派丽可，等待兔子的每一个结局都是死亡。”诺特说。 他说得没错。在一个无法与之和谐相处的世界里如何生活呢？兔子是愚蠢的，它不会对驯养它的夫妻抱有任何期待，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道德上的谴责。这就是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和欢乐当成自己的痛苦和欢乐的人的存在方式。明知不属于他们一员，它这样如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呢？ 乌姆里奇小姐就是这样挤进我与诺特之间，她将手掌搭在我们的肩膀上，大声叫着让我们分开。她挥起魔杖，却没有像对待其他学生那样推开我们。 但是这种动静十分引人注目。 有时候，我会免不得想起她粉红色的身形，就像是夜路上轰鸣而过的粉色摩托车。那些混小子最喜欢的那种嘈杂种类，他们在夜间上窜下跳，用不知天高地厚的车声挑战每一个夜晚休息的人的耳膜。 如果车是没有思想的话，那么罪过在于机车手。但是女士不是车，于是她便分享了他们的罪恶。 有她存在的空间如同黑夜，到处都是机车摩擦耳膜的声音。乌姆里奇女士令我感到清醒，如同在黑夜中睁开眼睛。 等到了课堂上，她就变成与酒馆里放着国家电台的老旧收音机，她甚至没有那位黎里坡议员有趣。 我面对一张纸坐着，力图将课本中提到的所有巫师的名字写成一长列。但是我又马上遭遇失败。我能够将姓与名一道回忆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