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夏 1642年 小璨这些日子不言不语，不知道在哪里翻出了花青、藤黄、曙红的颜料，照着当年弗朗机番客送的那幅西洋画学了起来。 那西洋画是一幅人像，一个美人，手里捧着一串葡萄。因着当年在祖母处，那番客见了徐青藤的葡萄，回去就按照他们的画法画了一幅来送祖母。 我瞧着并不好，想来他也不是专门学习这门技艺的。 小璨照着画了，更加不像，一幅纸面给涂抹的全是颜料，死死的，让人看着都透不过气来。又过了几日，她举一反三，自己创造起来了，先是画了一幅人像，说是父亲，后来又在纸面上添了好些个人，看起来是围着一张圆桌，喝茶吃饭的意思。 “这个是谁？”我指着一个口歪眼斜的人问。 “这是周家哥哥”。 “这又是谁？”这人拿着花，手指晕染开来，比花瓶口还粗肿。 “这是阿姊。” 凭借着衣服颜色，我逐渐认出小璨和小叔叔来。 这画的应当是那场端午后的宴席。 “怎么没有冯六郎？”我问。 小璨也不回答，末了只说：“他又不是我们家的人。” “这个呢？站在帘子下面，只露出半张脸的那个白头发的呢？” “那是端娘。” 虽然没有小璨涂抹的那么夸张，端娘也已经生了白发了。鬓下一簇一簇的，遮盖不住。 这些日子，操心的事情这样多，怎能不让人白头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了家才知道万般难。 崇祯十四年，湖州大旱，桑叶少产，价钱上涨。好不容易维持，蚕丝却如同草芥，难以卖出去。 崇祯十五年，也就是今年，桑叶“贱如粪土”。为着商路断绝，欧罗巴买卖骤减；也为着去年丝贱伤农，春蚕、夏蚕皆严重歉收。头叶连同二叶大多被连枝带叶剪下来，抛置于野。 如今，一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我们这样的人家，桑蚕收入还不足好年景的三分之一，莫说普通桑户了。 若说种稻呢，五月里一场雨也没有下，旱情延误了农时，尽管车水、戽水灌溉日以继夜，但栽秧率还是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二。六月初九，好不容易零星下雨，抓紧抢种，时令却已过大暑，临近立秋。迟栽下的秧苗，哪里耐得住风霜寒露。早稻没有收成，晚稻每亩不过几斗而已。 今年的谷梁有多贵？每石米从一两二钱涨到三两六钱。六月上，竟然值银八两左右，这哪里是吃米，简直是吞金吞银了。 “民初食豆麦，次糠秕不给，煮榆皮、橡粟食之，僵尸载道。天竺山掘地三尺得土，名观音粉，聊济旦夕，食之不饥，民赖以活。”出门望去，真个“鬻妻女者亦不论价”。 官府呢，处处催逼，田租赋税，一旦超期，就要遭受责罚，两条“血杖”，打的人双股满鲜横流。 在这样的时事面前，我当初写的《稻桑策》犹如废话，就连让周家哥哥连功名都革除了的那匹税赋论又有什么用呢，怕是桑弘羊在世也没法子罢。再说，无论百姓是缩头不语，还是出头请愿，任凭我们说什么，大老爷他们不听不见不为，怕是也不能听、不能见、不能为吧。江河日下，哪个又真能够砥柱中流呢。 罢了，一门十几口人，等米下锅，我没心思想这些。 幸得祖母的娘家想起了我们，松江田产多，送了35担米来。嘉兴今年灾情少，舅舅又给了两担，我们方才过关。 父亲拿着舅舅的帖子，在手中握了良久，才说：患难见真情，难为他们了。 这些时日，只有冯六郎常来走动。 沂园已经荒废了大半，外头又乱。担心遭贼，父亲让人伐了竹子木条，将园子中间分隔开来。又为了出入便利，把书房和小楼之间的门给拆掉了。于是，每每有人到书房去，遥遥可见。 见到冯六郎过来，我远远地朝他行了礼，他也回一礼。他每次来都穿着不同的袍子，月白色的衣衫搭配着靛蓝色的丝绦，草绿色的衣衫搭配玄青色的丝绦，葡萄紫色的衣衫搭配鹅黄色的丝绦。 我瞧着那些衣裳，捉摸着或许外头又流行了新的花纹样式，不知道我家织坊里跟不跟得上？想来，新来的李先生定然是自有安排吧，他一辈子营商，见识定然不知道比我一个连湖州都没出过的小儿女高到哪里去了。 我又想，这冯六郎鲜衣怒马，富贵非凡，一直这样有钱，这样光鲜；而我父亲那样颓唐，我们家又这么落魄。他一趟一趟地从杭州来湖州，一来二去地与父亲见面商谈，到底在谈些什么呢？ 我很想知道，但我又明白绝不能站在那窗下旁听。冯六郎是父亲